“杂文就像荒漠中的绿洲，是我的栖息地。”李零先生在他最近的一本杂文集的序言中如是说。这本名为《花间一壶酒》的集子，距作者另一本杂文集《放虎归山》的出版，已有八年之久了。所谓“放虎归山”，李零的意思无非是说，他很想脱离他的专业，看闲书，唠闲话，写闲文。

　　李零的闲文，不是流行于世的那种或大或小的散文，而是杂文。杂文是要说事儿的。李零说事儿，经常扯得很远，却又离得很近。他率性，不酸，不掉书袋，有丰富的相像力，读他的文字，每每不免掩卷而想见其为人。见过几面，给人的感觉是很诚恳的，还略有些不善言辞，跟“文如其人”好像对不上号。他喜欢自己是个“读书人”，而不愿意当“学者”或者“知识分子”。在我的印象里，他研究的东西很杂，而且都是要有很深的功夫的，诸如帛书竹简、钟鼎铭文，还有道家的那些东西，都不大好懂，印象中现在做此类学问的，望去涯岸都很高，是应该算学者或知识分子的。李零大概是觉得，当学者或当知识分子，都有点儿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与其在这样的小世界里占个角儿，倒不如在天下做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说自己想说的话，也不必管对不对，这就算是“放虎归山”了。

　　这本杂文集，读起来很轻松，也很有意思。其中第一篇，就是他用作书名的《花间一壶酒》，戏说李白的《月下独酌》。文中李零这样写道：“诗中的酒徒本来是半夜三更喝闷酒，自个儿喝没劲，就拉上月亮和自个儿的影子，其实是形影相吊，还是自个儿和自个儿。酒劲上来，扯着嗓子唱，月亮摇摇晃晃；拖着身子舞，影子跌跌撞撞。……”说着说着，他又笔峰一转，从古人饮酒的意境入手，进而讲百年中国的问题：月亮代表西方的现代化，酒徒代表中国，而影子代表中国的现代化。他说：“中国的现代化，留下的是中国的影子，但光从西方来”；而酒徒的“酒中是各种西方思潮”；酒徒“请月亮和影子一起喝酒，他们都是不请自来，来了就不肯走”；可是“月亮却不懂得喝酒，影子又缠着身体……影子是黑暗，月亮是光明，光明和黑暗不能两立……（月亮）因影子而怨及酒徒，因为它太像酒徒而不像自己”；“酒徒喝得高兴，手舞足蹈，天旋地转……，月亮说他得意忘形，影子说他得意忘影”；“酒徒和月亮交朋友，好像永远都是这种关系”，“这是''月下独酌''的悲剧”。这样的比喻对不对？我说很对，而且还很有趣，很耐琢磨。

　　李零喜欢谈历史，尤其喜欢谈历史中的硬道理。在他看来，要想认识历史，就不能回避历史中的硬道理。这是李零在谈论历史问题时的一个基本的倾向。对于那些回避硬道理的一些所谓的历史认识，李零的批评是很尖锐的。比如，很久以来，一些深刻的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都喜欢谈谈诸如“告别革命之类”的问题。他们反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激进思潮，认为当初除了革命以外，中国也还有其他的道路可走。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们认为五四运动反传统反过头了，共产主义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狂热，是救亡压倒了启蒙等等。而李零以为，近代以来，中国是在西方“硬道理”的逼迫之下，才走上革命和共产主义的道路的：一战结束，中国是战胜国，胶州湾却让日本强占了，而西方列强认为中国活该倒楣，结果逼出了五四运动；后来日本侵华，列强坐视不救，欲以日本遏制苏联，连蒋介石也看到这将使中国面临革命，倒向苏俄，全面赤化。所以说，认为救亡压倒启蒙太可惜，“这是时过境迁，事后诸葛亮。殊不知当日之中国，启蒙只有两条路，或更准确地说，是只有一条路：脱亚入欧，打别人，不可能也不应该；光启蒙，不救亡，只有当汉奸。没头苍蝇的启蒙，放在当时，''乃是何心肝之论''。”说到底，“人穷也得有根打狗棍：先解决挨打，再解决挨饿。”总而言之，列强怎样对待中国，有他们的硬道理，中国面对列强，也有自己的硬道理。李零就此说道：“历史的选择，不是在西方商店购物：千挑万选，从容不迫；不满意了，随时退货。它是万般无奈，被人逼出来的。”总之，如果以为历史的选择可以罔顾现实任意胡来，对这样的反思的确有必要再反思。

　　在李零看来，认识西方的硬道理，对于吃尽了这些硬道理的苦头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一篇评论《剑桥战争史》的文章中，他对类似的“剑桥史”提出的一个总的看法，就是它们反映的是西方观点，是很有势力的看法，也是充满了偏见的；在西方学者看来，西方学术就是国际学术，甚至西方汉学就是国际汉学。“他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也确实很有理由。因为他们在各方面都比我们先进，也比我们眼界宽广，更了解天下大势。要讲世界，他们比我们有发言权。”“如果你没有足以与之抗衡的‘高'与‘强’，即‘彼可取而代之’的一整套制度和观念（我们确实没有），他们当然会问：我们的东西为什么不是最好的？而且你有什么理由加以拒绝？”李零强调，这就是西方的硬道理，学习西方，首先就得了解这个硬道理，否则只能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而实际的情况却是，“我们不懂得他们的‘硬道理’有多‘硬’；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还老想和人家较劲；刚学一两招，就想把对方放倒，不知道人家这500年的功夫是怎么过来的。”而具体论及此书的内容时，李零首先指出的，就是它“是一部详于今而略于古，专讲西方之不暇，遑论其他地区的战争史”，而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谁也打不过西方”。在揭露了这部《剑桥战争史》对人类实际的战争史的重大遗漏之后，李零向我们指出，真正重要的倒是要对西方的战争史，“即作为‘主导传统’和‘成功秘密’的西方战争方式”，中国人应该“认真研究”。比如，西方的看重武器胜于人力和善于吸收其他文明的军事发明；法制和管理的完善；强调暴力无限和彻底征服；花大价钱，买高科技，遥遥领先于对手；以绝对优势的陆海军进行武力掠夺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都是西方的硬道理。李零说：“西方的传统，军事就是军事，不受其他牵制，容易把战争变成脱缰的野马，这和兵法不发达有关，但兵法不发达的结果是，他们比较务实，重视整军经武，不玩花拳绣腿。中国兵法发达，讲究先计后战，灵活多变，但容易产生忽略实力的倾向。”这样来比较中西的军事史，是非常值得深思的。战争的硬道理就是实力，尽管我们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像《孙子兵法》这样伟大的军事著作，却并不能用来代替实力。其他方面又何尝不是如此？就好像孔孟再伟大，也不能是战无不胜的，代替不了西方的“船坚炮利”。

　　虽说是喜欢讲硬道理，李零却并不一定喜欢硬道理。他曾批评说，根据硬道理，人类文明发展需要的是“受苦人”，牛马、奴隶和机器人或许最符合人类文明在各个发展阶段上都需要“受苦人”这个硬道理；那么，让谁受苦？谁就应该受苦呢？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希望有一种理想的受苦人，能够“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而按照这样的要求，只有机器人才能做到，机器人是驯服工具，最后只有机器人才配说是“××××接班人”。他也还强烈谴责历史上欧洲殖民主义者的硬道理，说这是西方历史的耻辱：在美洲，这种硬道理制造的是种族灭绝，可以说是“罪恶滔天”；二战后，德国人向犹太人忏悔了，但是，那些被殖民各洲的冤魂孽鬼，却得不到抚慰和道歉，“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教科书事件’”，也是“西方历史不能进化的原因”。

　　历史虽说由胜利者撰写，但在这样的硬道理面前，李零所表现出来的，却是一个中国读书人执著于讲道理的倔犟。他说：“硬道理是不容商量的道理，无可奈何的道理，但未必就该逆来顺受。人类不满，千百年的抗争，也有它正当的理由，绝不可轻言放弃。”说到底，道理再硬，也必须讲道理；道理再软，也不放弃道理。李零说：“假如没有抗争，假如没有对抗争的同情，我真不知道，这个世界将会变成怎样，我们的文明该多么野蛮和荒凉。”

　　李零的这本《花间一壶酒》，讲历史，讲人性，海阔天空，亦文亦野，很有力量！不过，好文章还是应该让大家自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