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南神话葡萄农、酿酒师、科研人员和好酒之徒在思考为何法国盛产美酒时，他们把目光投向这块土地和上面的天空。20世纪60年代，罗兰德·卡迪尔女士在准备关于勃艮第海滩葡萄农的论文时，曾仔细研究了这块金色海岸的“大气候”（意指勃艮第的土壤和所产的葡萄酒），记录气温变化，建立相关数据，测量阿尔贝多指数（指给定土地面积的光照反射比例），比如，这里泥灰岩的阿尔贝多指数较高，酿制查理曼考尔通葡萄酒的夏多奈白葡萄就生长在这种土壤上。罗兰德得出的结论是：“当地的小气候和地质土壤结构相互作用，和谐互动，造就了当地葡萄的高品质，塑造了当地特级佳酿的特性。”

　　不可否认不同年份对于某一个品牌的佳酿取得成功所产生的影响。贝尔纳尔·于德洛，努伊上海岸的一位神奇的葡萄种植者兼酿酒师，言之凿凿地认为，1989年高压气旋较稳定，秋季又特别热，因而这年的葡萄酒肯定无法达到1988年的水平。1988年，白天气温变化大，让葡萄苗“受了罪”，从而培育出了皮诺白葡萄苗最好的品种。此外，每天暖雾与干爽交替对于索特耐地区西奈雷葡萄孢的协调生长至关重要，这种孢子是搞好发酵与制造当年佳酿的主要因素。

　　由此看来，众多的葡萄园气候温和且种好葡萄的各种微妙因素尽皆具备，采光充分，灌溉便利，土壤的沙石与化学成分分配合理，以上种种足以解释为何法国拥有大量优质和特级优质的葡萄酒。但是，为什么尚拜旦出产一些中档甚至劣质葡萄酒？贝里、普瓦图或上索纳省高原的某些地方各种条件也很充分，为什么根本就不产酒？还有，那些名酒从来都不是产自条件非常好的地段，而恰恰出自需要付出艰苦不懈的劳动才能进行葡萄种植的地方。梅多克一些大葡萄园的地下埋着许多中间掏空的松树树干，这些18世纪的排水工程就是最好的证明。在某些庄园里，供暖设备和喷雾器（用于解冻和保护正在抽枝的幼芽）难道不是可以确保每年都生产香槟和夏布利葡萄酒吗？总之，酒要喝个明白。已故的安德烈·诺布雷大师掌管着勃艮第的酒库，为罗马奈孔蒂的庄园兢兢业业地干了40年。他在沃森平原土质平平的沙石地上因地制宜地酿了一辈子酒，总结出一条：严格的要求与技能远比土壤条件更有价值。

　　至于香槟酒，如果没有那些王公贵胄，没有那些酒类博览会，便不会声名远播，它的红酒系列也不会在中世纪畅销；如果不是圣艾弗蒙，英国人也就不会对气泡型白香槟趋之若鹜；没有摄政王和路易十五的宫廷的推崇，香槟也就无法成为节庆大典以及巴黎上流社会浮华豪奢的标志。

　　试想，如果勃艮第的海滩未能处于古代大公国都城的周遭之地，也没有坐落在中世纪欧洲联结巴黎盆地和北部平原的通衢干道之旁，勃艮第人还能像今天这样以其葡萄酒自豪吗？希多的苦行僧们如果没有机会在他们的寺院里接待欧洲各路豪门，他们怎么可能将其在沃若葡萄园的种植技术发展得无懈可击？

　　如果桑塞尔、布尔戈耶、希农和安茹的葡萄园远离卢瓦尔河的航道，如果卢瓦尔河谷未能紧邻巴黎，如果历朝历代的国王们以及那些皇亲国戚们没有把他们的豪华宫殿集中在此处，这里没有变成“辽阔的法国后花园”，上述那些地方还会出产葡萄酒吗？

　　诚然，沙铎讷夫拥有平整的沙砾土地，可以让葡萄苗充分地“受罪”，在秧苗上下一番工夫以培育出特级佳酿。但如果不是教皇城堡和他们的宫廷所在距此不过咫尺之遥，当地的好酒还能得见天日吗？阿尔丰斯·都德在《教皇的母骡》中风趣地写道：“每个星期天，教皇做毕晚祷，就开始向他的葡萄苗们大献殷勤，他站在高处，头顶阳光炎炎，他的那头骡子站在身边，大主教们围在葡萄苗脚下。此时，教皇打开一小瓶当地葡萄酒，这瓶好酒色泽如同红宝石，被人称为教皇的新城堡。”

　　对于波尔多而言，自中世纪以来，当地的葡萄酒就面向英国市场，否则波尔多酒将毫无特别之处；17到19世纪，当时的法官、经纪人和银行家等大家族将夏尔特打造成面向英国、北欧和美国的世界级高档葡萄酒出口港，若非如此，波尔多酒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名气了。如果像拉菲特家族那样拥有了曾出使法国后成为美国总统的杰斐逊那样的大客户，人们就不再考虑开支，缩减利润在所不惜，只求技术日臻完善，酿出酒来精益求精。今天依然如此，所有梅多克地区的葡萄园都会毫不犹豫地将可能玷污其名声的产品淘汰。一个世纪来，其中7个年份太差，吕克萨律斯家族无法酿制伊肯堡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