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元代——我国葡萄酒业和葡萄酒文化的鼎盛时期

    元朝立国虽然只有九十余年，却是我国古代社会葡萄酒业和葡萄酒文化的鼎盛时期。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元朝政府供职十七年，他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记录了他本人在元朝政府供职十七年间所见所闻的大量史实，其中有不少关于葡萄园和葡萄酒的记载。在“物产富庶的和田城”这一节中记载：“（当地）产品有棉花、亚麻、大麻、各种谷物、酒和其它的物品。居民经营农场、葡萄园以及各种花园”。在“哥萨城”（今河北涿州）一节中说：“过了这座桥（指北京的卢沟桥），西行四十八公里，经过一个地方，那里遍地的葡萄园，肥沃富饶的土地，壮丽的建筑物鳞次节比。”在描述“太原府王国”时则这样记载，“……太原府国的都城，其名也叫太原府，…… 那里有好多葡萄园，制造很多的酒，这里是契丹省唯一产酒的地方，酒是从这地方贩运到全省各地。”

    元朝的统治者十分喜爱马奶酒和葡萄酒。据《元史?卷七十四》记载，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祭宗庙时，所用的牲齐庶品中，酒采用“潼乳、葡萄酒，以国礼割奠，皆列室用之”。“潼乳”即马奶酒。这无疑提高了马奶酒和葡萄酒的地位。至元二十八年五月(1291年)，元世祖在“宫城中建葡萄酒室”(《故宫遗迹》)，更加促进了葡萄酒业的发展。

    葡萄栽培与葡萄酒生产的大发展

    考虑到粮食短缺等原因，元世祖十分重视农桑，要求朝庭专管农桑、水利的部门“司农司”编纂农桑方面的书籍，用于指导地方官员和百姓发展农业生产。至元十年(1273年)，《农桑辑要》刻颁，全书共有六万五千多字，分作七卷。该书是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被颁发到各级劝农官，以指导农业生产。书中对“蒲萄”是这样写的：

    “蒲萄：蔓延，性缘不能自举，作架以承之。叶密阴厚，可以避热(十月中，去根一步许，掘作坑收卷蒲萄悉埋之。近枝茎薄实黍穰弥佳，无穰，直安土亦得。不宜湿，湿则冰冻。二月中还出，舒而上架。性不耐寒，不埋则死。其岁久根茎粗大者，宜远根作坑，勿令茎折。其坑外处，亦掘土并穰培覆之)。”可见，在元朝葡萄栽培不仅政府重视，确也达到了相当的栽培水平。

    在政府重视、各级官员身体力行、农业技术指导具备、官方示范种植的情况下，元朝的葡萄栽培与葡萄酒酿造有了很大的发展。葡萄种植面积之大，地域之广，酿酒数量之巨，都是前所未有的。当时，除了河西与陇右地区（即今宁夏、甘肃的河西走廊地区，并包括青海以东地区和新疆以东地区和新疆东部）大面积种植葡萄外，北方的山西、河南等地也是葡萄和葡萄酒的重要产地。

    此外，为了保证官用葡萄酒的供应和质量，据明朝人叶子奇撰《草木子》记载，元朝政府还在太原与南京等地开辟官方葡萄园，并就地酿造葡萄酒。其质量检验的方法也很奇特，每年农历八月，将各地官酿的葡萄酒取样“至太行山辩其真伪。真者下水即流，伪者得水即冰冻矣。”

    元代葡萄酒的消费

    在元代，葡萄酒常被元朝统治者用于宴请、赏赐王公大臣，还用于赏赐外国和外族使节。同时，由于葡萄种植业和葡萄酒酿造业的大发展，饮用葡萄酒不再是王公贵族的专利，平民百姓也饮用葡萄酒。这从一些平民百姓、山中隐士以及女诗人的葡萄与葡萄酒诗中可以读到。

    以骑驴卖纱为生计的何失在《招畅纯甫饮》中有“我瓮酒初熟，葡萄涨玻璃”的诗句，尽管家贫靠卖纱度日，还是有自酿的葡萄酒招待老朋友。刘诜，多次被推荐都未能入仕，一辈子为穷教师，在他的《葡萄》诗中有“露寒压成酒，无梦到凉州”的诗句 ，说明他也自酿葡萄酒。终生未仕、云游四方的天台人丁复在《题百马图为南郭诚之作》中有“葡萄逐月入中华，苜蓿如云覆平地”的诗句。终生在山中务农，自号“煮石山农”的王冕在《大醉歌》中有“古恨新愁迷草树，不如且买葡萄醅”的诗句。隐居山中的“环谷先生”汪克宽在《秀上人饮绿轩》中写道：“绀云满涨葡萄瓮，青雨长悬玛瑙瓶”。终生未仕的周权则在《葡萄酒》诗中详细、贴切地描述了葡萄酒的酿制过程，并有“纵教典却鹔鸘裘，不将一斗博凉州”的诗句。年仅三十而卒的女诗人郑允端则在《葡萄》诗中写道：“满筐圆实骊珠滑，入口甘香冰玉寒。若使文园知此味，露华不应乞金盘”。文园，即汉文帝的陵园孝文园。

    元代葡萄酒的税收政策

    元朝政府对葡萄酒的税收扶持以及葡萄酒不在酒禁之列的政策使得葡萄酒的普及成为可能。同时，朝廷允许民间酿葡萄酒，而且家酿葡萄酒不必纳税。当时，在政府禁止民间私酿粮食酒的情况下，民间自种葡萄，自酿葡萄酒十分普遍。

    元朝葡萄酒有较大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扶持。主要表现为税收政策上。据《新元史》“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御史台言：‘酒户纳课程，每石卖钞四两内纳官课钞一两，葡萄酒每一千斤卖钞一百两内纳官课钞六两。此系榷货。难同商税。葡萄酒合依酒户一体纳课’。户部议：‘葡萄酒不用米曲，与酿造不同，仍依旧例三十分之一。’”这是对葡萄酒给予强有力的税收政策的扶持。至元十年时，粮食酒的税率是25%（四两内纳官课钞一两），而葡萄酒的税率6%，御史们有意见，给元世祖上奏章，要求把葡萄酒的税率提高到与粮食酒相同。元世祖让户部就此事拿出意见。户部研究后上奉章：因为葡萄酒的酿造不用粮食与酒曲，所以，就是要与粮食酒区别对待，要按旧例，葡萄酒的税率应该为3.3%（“依旧例三十分之一”），御史台一提意见，葡萄酒的税率不但没有上去，反而从至元十年的6%下降为 3.3%。可见当时，对葡萄酒的扶持也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最高统治者很清楚，葡萄酒不消耗粮食，就是要坚决有力地予以扶持。据《元典章》，元大都葡萄酒系官卖（系榷货），曾设“大都酒使司”，向大都酒户征收葡萄酒税。大都坊间的酿酒户，有起家巨万、酿葡萄酒多达百瓮者。可见当时葡萄酒酿造已达相当规模。

    元代葡萄酒文化与文化艺术

    元代葡萄酒文化逐渐融入文化艺术各个领域。除了大量的葡萄酒诗外，在绘画、词曲中都有表现。祖上为西域人的丁鹤年有《题画葡萄》：

    西域葡萄事已非，故人挥洒出天机。
    碧云凉冷骊龙睡，拾得遗珠月下归。

    此外，鲜于枢的《观寂照蒲萄》，傅若金的《题墨蒲桃》、《题松庵上人墨蒲桃二首》、《墨蒲萄》，张天英的《题蒲萄竹笋图》，吴澄的《跋牧樵子蒲萄》等，举不胜举，可见在元代画葡萄和在葡萄画上题诗确实很流行。而在元朝众多的葡葡画中，最有名的则要数温日观的葡萄了。

    仅从元人的诗歌来看，有关温日观画葡葡的就有宋子虚的《僧日观画蒲萄》，郑元佑的《温日观画蒲萄》、《重题温日观画蒲萄》，邓文原的《温日观蒲萄》等，可见温日观在元朝的影响。温日观，号智归子，宋末元初画家，上海松江人，在杭州出家为僧，擅长草书，但他所画的葡萄和画葡萄的方法，使得他在元代很有名，世称“温葡萄。”柯九思则在《题温日观画葡萄》中写道：

    学士同趋青琐闼，中人捧出赤瑛盘。
    丹墀拜赐天颜喜，翠袖携归月色寒。

    柯九思，号丹丘山，淅江仙居人，曾任奎章阁鉴书博士，凡元文宗所藏书法名画，均由他鉴定。由以上这首诗可以得知，温日观所画的葡萄也被皇家收藏，而且温日观本人也曾被元朝皇帝接见过。关于温日观作葡萄画的方法，曾任浙江儒学提举的郑元佑在《重题温日观葡萄》中有生动的描写：

    故宋狂僧温日观，醉凭竹舆称是汉。
    以头濡墨写葡萄，叶叶支支自零乱。

    可见，温日观作画的方法之奇特：先用酒把自己喝醉，然后大呼小叫地将头浸到盛墨汁的盆子里，再以自己的头当画笔画葡萄。这与人称“张颠”的唐代书法家张旭的风格相近。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记载：“旭饮酒辄草书，挥笔而大叫，以头撮水墨中而书之，天下呼为张颠。题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

    元散曲中的葡萄酒

    有关葡萄和葡萄酒的内容，在元散曲中也多有反应。散曲是金、元两代的一种歌曲，是当时人民群众和文化学士雅俗共赏、喜闻乐见的一种通俗文学。散曲和杂剧——即“元曲”——是元代的绝艺，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杜仁杰在《集贤宾北?七夕》中写道：“团圈笑令心尽喜，食品愈稀奇。新摘的葡萄紫，旋剥的鸡头美，珍珠般嫩实。欢坐间夜凉人静已，笑声接青霄内。”

    元代著名剧作家关汉卿在《朝天子从嫁媵婢》中写道：“鬓鸦，脸霞，屈杀了将陪嫁。规模全是大人家，不在红娘下。巧笑迎人，文谈回话，真如解语花。若咱，得他，倒了葡萄架。”

    元散曲家张可久，字小山，庆元路（今浙江宁波）人，存留元散曲八百多篇，为元人中最多者。他的作品中也有涉及葡萄酒的，且多为清丽秀美之作。他在《山坡羊?春日》中写道：

    “芙蓉春帐，葡萄新酿，一声金缕樽前唱。锦生香，翠成行，醒来犹问春无恙，花边醉来能几场。妆，黄四娘。狂，白侍郎。”

    他在歌唱杭州西湖风光的《湖上即席》中写道：

    “六桥，柳梢，青眼对春风笑，一川晴绿涨葡萄，梅影花颠倒。药灶云巢，千载寂寥，林逋仙去了。九皋，野鹤，伴我闲舒啸。”

    他在《山中小隐》中写道：

    “裹白云纸袄，挂翠竹麻条，一壶村酒话渔樵，望蓬莱缥缈。涨葡萄青溪春水流仙棹，靠团标穿空岩夜雪迷丹灶，碎芭蕉小庭秋树响风涛。先生醉了。”

    另外，在《酒边索赋》、《水晶斗杯》、《次韵还京乐》等散曲中也提及葡萄与葡萄酒。

    从以上所列，我们不难得出元代饮用葡萄酒的普及和葡萄酒文化浓郁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