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修褉图》  傅抱石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353年），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这是王羲之《兰亭集序》的开头一段，介绍了当年兰亭之会的情况，其时间、地点、景物、天气、人物、目的、内容、心情……《兰亭集序》文书双绝，名闻遐迩；“兰亭之会”、“曲水流觞”，已成为文人雅集的代名词。
    
    晋室南渡之前，中国文化的中心在北方，文学多表现北方的风物。晋室南渡以后，江南美丽的山水自然，开始映入文人们的眼帘。“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言语篇》）正因为“会稽有佳山水”，所以“名士多居之”（《晋书·王羲之传》）。“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的兰亭（因曾经是越王勾践的植兰之地，汉代又于此设置驿亭而得名），也因而成为东晋文人雅集的首选之地。而且据《水经注》说，王羲之、谢安兄弟是常去那儿的。
    
    当然，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兰亭（在绍兴西南兰渚山下），已非王羲之当时的兰亭。其实早在四百余年前，明人袁宏道即已质疑：“兰亭在乱山中，涧水弯环诘曲，意古人流觞之地即在于此。今择平地砌小渠为之，与人家园亭中物何异哉！”（《兰亭记》）而且，即使在东晋时，兰亭就已经数度易地重建。现在要找到王羲之当时的兰亭，大概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不过，兰亭的确切位置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所具有的文化象征意义。
    
    暮春时节去水边沐浴盥洗以祓除不祥，这种祭礼性活动始于先秦时期的郑国，《诗经》的《郑风·溱洧》写的就是这种活动。从汉代开始，它渐渐地增加了游乐性，宴饮则为其主要内容。光喝酒自然闷得慌，于是加上各种活动，如唱歌、清谈、评论……到了晋代，又开始“曲水流觞”，也就是在一条高低错落、回环曲折的水渠中，让酒觞自由漂流，岸边之人随意取饮。在“曲水流觞”时，明确是作诗的，以现存文献为限，则始于353年的此次兰亭之会。也就是说，此次兰亭之会，在“一觞”之外又加上了“一咏”，是为创意。至宋、齐而此风大盛。
    
    而此次兰亭之会上所咏诗歌，已多关于山水自然的描写。可见“一觞”之外“一咏”的加入，又确与江南风物的刺激不无关系。
    
    原来的“一觞一咏”，能饮则饮，能咏则咏，虽然不能咏者要罚酒三觥，但是重在“畅叙幽情”，应该都是随心所欲的；而不会像今天的假复古，击鼓传花似的，酒觞停在谁面前，谁就得作诗。
    
    据文献记载，此次兰亭之会，参加者共四十一人（唐宋以后说四十二人），成诗二首者十一人，成诗一首者十五人，诗不成者十五人（唐宋以后说十六人），可见文学水平高中低者各占三分之一。会后把各人的诗作汇聚在一起，由王羲之作序述事情之始末，遂有了名文《兰亭集序》。在抒发了一通人生苦短、生命无常的感慨之后，他将此次兰亭之会置于历史长河中来定位：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353年暮春的这次兰亭之会，也许不过是一次普通的聚会，如果没有作诗活动，没有这篇《兰亭集序》；但是，有了作诗活动，有了这篇《兰亭集序》，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它竟然成了一件文坛盛事，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符号。后来，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东亚汉文化圈各国，都无不知晓此次兰亭之会。借助王羲之《兰亭集序》的力量，此次兰亭之会的巨大影响，早已超越了时代和国界——“后之览者”，绝不是一般地“有感于斯文”噢！
    
    在中国，后世以此次兰亭之会为范，每逢三月三日举行曲水宴，大都“间以文咏”。《文选》中收入的两篇《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便是其痕迹一二。前些年于桂林出土的一大型石刻证明，“曲水流觞”至南宋时依然盛行。
    
    在朝鲜半岛，在新罗古都庆州的郊外，也留存有“曲水流觞”的遗迹“鲍石亭”。虽然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是在参天的古树下一道曲折的石凿沟槽，其他部分都已荡然无存，不过即使从这条石凿沟槽，也可以想见当年曲水流觞的情形。如果在石凿沟槽中注入一泓清水，大概酒觞还能随坡度高低流转起来，这与兰亭的“曲水流觞”是一样的。当年每当暮春风和日丽之时，新罗的贵族文人们便会聚集于此，模仿东晋贵族文人们在兰亭的做法，在这儿曲水流觞，饮酒赋诗。可以想象，当时能在鲍石亭曲水流觞，饮酒赋诗，对新罗贵族文人而言，应是一件多么风流、时尚的事情。这表明了他们具有高贵的教养，不容争议的地位，以及作难作的汉诗的能力。这是身份的标志，是仕途的保证，也是“与国际接轨”的象征。
    
    在日本，“曲水流觞”的遗迹甚至比朝鲜半岛还多。在京都的上贺茂神社，在鹿儿岛的仙岩园，都留存有“曲水流觞”的遗迹；在九州的菅原道真神社，也发现过同类遗迹；在京都御所宫殿建筑的门上，绘有“曲水流觞”的画图。
    
    除了遗迹，还有文献记载。《日本书纪》卷十五显宗天皇元年（485）、二年（486）、三年（487）都记载：“三月上巳，幸后苑曲水宴。”这是日本文献中有关“曲水宴”的最初记载。因为“曲水宴”所模仿的王羲之兰亭之会是作诗的，所以有日本学者推测，这就是日本人作汉诗之始，也是日本汉诗的滥觞（见猪口笃志《日本汉文学史》）。当然，这只是推测而已，因为《日本书纪》中并未明确记载作汉诗之事，而且日本早期天皇纪年也不可信，是否真发生于这些年也还很难说，所以对此说还可持保留意见。
    
    但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曲水流觞”的记载，这些记载说明，中国文人的风流雅事，已经引起了中国周边地区的关注，成为东亚各国文人效仿的时尚；而汉诗在东亚各国的传播，当然借助了这股时尚的力量。后来这些中国境外的影响，连富于历史意识的王羲之，恐怕也是梦想不到的吧？
    
    同时孙绰也作有《三月三日兰亭诗序》，两相比较，才更容易体会《兰亭集序》的好处。又，《晋书·王羲之传》引《兰亭集序》后说：“或以潘岳《金谷诗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闻而甚喜。”意思是王羲之很以自己像石崇、《兰亭集序》像《金谷诗序》为荣。但后来《兰亭集序》名满天下，流芳千古，而石崇、《金谷诗序》又在哪里呢？可见知人不易，知己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