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的父亲是开杂货铺的小商人，他传下的经商格言是“快打酒，慢打油”。旧时卖酒与油，用的是竹舀。酒若快舀，必起泡沫，油若慢舀，沾在竹舀上的油水，必尽数滴下。这一快一慢，表明了小商人的精明。另一位朋友从父亲那里承继的家训是“你就是打不赢人家，也得咬人家一口。”何等的不屈！两位朋友都是地道的湖北人，透过他们的家训，或可窥见湖北民风之一斑。

　　古书记载“楚人尚武”，自明以降，更有“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这句流传了几百年的口头禅。这并不是什么褒评，而是一种讥讽。楚人尚武，可是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南方惟一的大国———楚国，竟被秦国一举吞灭。世人说到湖北佬，便觉得难缠，便不敢与之交朋友，作生意。这不能怪他们，古训说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精明是好事，但精明到针尖削铁的地步，便让人害怕。上善若水，大智若愚，这是精明的前提，或者是精明的至上境界。如果一味地“快打酒，慢打油”，这等精明中却是含了不少欺诈的成分，到头来生意冷清，岂不是自欺？

　　尚武是好事，但凡事“老子天下第一”，这种自大的心态，必导致世人对其敬而远之。笔者曾遇到过两件同样的小事，或可书之为证。一次，在武汉某处公厕方便，碰到几个十六七岁的“糙子伢”亦来如厕。我不满他们的喧哗，便扫了他们几眼，立刻有一英勇少年站拢一步质问：“你要么样唦”，说话时，已摆出了要打架的样子。另有一次，我在苏州，在同样的地方遇到同样的少年，他们说笑之际，我看了一眼过去，他们立刻缄默不语。两相比较，我心恻然。乱世出英雄，可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世，总是倔强地坚持“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心态，谁还敢同你打交道？中国文化中有一个吉祥的“和”字，和为贵，和气生财。这话说得真好，一个人，一个地区如果缺乏和气，就缺乏创造与积累财富的必要条件。

　　去年，在长沙岳麓书院，笔者与《曾国藩》的作者唐浩明先生聊天。谈及两湖的文化区别，我引用了辛亥革命时期一位先贤的话“楚人尚武，湘人好讼”来回答。唐先生说：“讼与武，一为文斗，一为武斗。湖南有一座岳麓书院，这座千年书院，是镇省之宝，有了它，湖南一省重文敬文。湖北不一样，那是一个打码头的地方，强者为尊，霸者为王，所以，湖北人好斗，乃地理条件形成。”唐先生一席话，竟不好批驳。

　　岳麓书院的确可称湖南的镇省之宝。就此推之，各省名胜古迹的多寡，可作为衡量该省民风的一个标准。四川之文殊院，昭宁寺，青城与峨嵋；浙江之灵隐寺，天童寺，天台与雁荡，我不止一次游览过。这些千年古刹，万古名山，都保存得极好。回头再看湖北，隋之玉泉寺安在哉？唐之五祖寺安在哉？若这些太远，百年前张之洞倡修的抱冰堂，胡文忠公祠堂也都昧没；再说近一点，地处汉口闹市的中苏友好展览馆为何灰飞烟灭？尚武不要紧，可怕的是尚武的过程是毁灭。财富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如果在我们手上，毁掉前人创造的财富，后人又重蹈覆辙，毁掉我们留下的财富，则阖省永没有多余的财富。当然，也没有宝贵的人文资源留下。

　　近些年，地域文化的研究渐为人注目。虽还不成气候，但当政与执事者，毕竟已认识到地域文化的重要性。一省文化的孰优孰劣，关系到该省在以人为本的协调发展中，能否永远保有激情与活力。文化是软环境，文化亦是精神的生态。我常常用冷水煮青蛙的故事，来形容一种不良文化对人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如果是一锅热水，放一只活的青蛙进去，出于自我保护意识，这只青蛙必定一跃而起，躲过被煮之厄。但若是一锅冷水，把青蛙放进去，它一定不会跳出来，而是怡然自得嬉游其中。这时慢慢起火，水慢慢变热，青蛙浑然不觉，最终被煮死其中。此等悲剧，哀莫大焉。

　　李白是出生于中亚碎叶城的四川人，因当了湖北的女婿，而“酒隐安陆，蹉跎十年”。这期间，狂诞的荆楚文化精神使他愈亦睥睨一世，傲视千古。他在安陆写下了“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诗句。李白之狂，世人皆知。但李白却自称是楚狂人，可见他认为，惟有楚狂人才狂得到位，狂得过瘾。历史上第一个嘲笑孔子的人便是楚人，李白对此推崇备至。我认为，嘲笑孔子之类的圣人，贤人，并不是不可以，重要的是，嘲笑了别人之后，你自己能否有所建树呢？

　　我不知道，李白写此诗时，是否已成了冷水里的青蛙。他若不是，那么我们呢？李白是诗仙，当有自命不凡的本钱。倘若我们每位楚人，都有那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狂人心态，这世界岂不乱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