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这个时候，北欧人都会满怀期待地打开他们从南欧小心翼翼带回来的酒。但他们经常感到失望的是，自己珍藏的葡萄酒纪念品并没有延续刚刚过去的夏日假期的温暖和慵懒。那些在藤蔓成荫的阳台上曾经尝起来那么美味的红酒、白酒或玫瑰红酒，在灰暗的天空下却似乎显得平淡无奇。这提醒了我们一个经久不衰的问题：葡萄酒为何不能旅行呢？

　　这不是葡萄酒的错。这种令人沮丧的现象生动地证明了葡萄酒的口感是一种主观体验。
 
 
 
几乎永远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情绪和环境在发生改变，而不是葡萄酒。现代葡萄酒能够经得住长途跋涉。英国超市货架上的许多葡萄酒都是几天前刚从海峡那边用货车装运过来的。

　　当然这种现象也决非仅仅局限于葡萄酒。鸡尾酒柜角落里随处可见的积满灰尘的茴香烈酒、迈塔克瑟白兰地酒以及Fundador也是对此的证明——满怀希望的旅游者迫切买下了这些液体纪念品，却将其束之高阁。但在原产地，即便是专业人士也无法抵挡那种未经验证的诱惑。记得曾经有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塞浦路斯度假时，我非常高兴地喝了当地的白兰地加柠檬水，一种我在伦敦非常讨厌的混合饮料。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度假者开始乘飞机，而不是驾车旅行，这些液体纪念品正在逐渐成为过去。在如今这个安全至上的新时代，乘飞机旅行限制了爱酒人士的旧习惯。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遇到限制带酒上飞机时我是多么愤怒。那是2002年某天早上的8点，当时英国机场还没有开始限制携带装有液体的瓶子。我在上海机场登机飞往中国遥远的西部地区新疆时，受到了检查。当天早晨在我准备动身离开时，当地经销商给了我一瓶怡园酒庄(Grace Vineyard)庄主珍藏(Chairman's Reserve)的样品，据说它是当时中国红酒品牌中最有前景的品牌。我当时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欲望品尝它，但我想可以在飞往乌鲁木齐时带上它，然后当天晚上品尝。不过这种想法没能实现，因为中国在携带玻璃和液体上飞机方面有着奇怪的限制规定。但怡园红酒确实很难得到。我绝不愿把这唯一的一瓶怡园红酒交给保安人员，从而失去品尝它的机会，所以我冲进了一家咖啡馆，要了一个大玻璃杯，接着拔开了软塞，一饮而尽。当时一大群中国乘客在安检入口处从我身旁穿过，一脸困惑地看着我。（那瓶酒值得我这么做）。

　　当然，如今各处的飞机旅行者在过安检时都会被禁止在手提行李中放置与液体哪怕有一点相似的物品，就连拔塞钻也被认定为危险武器。这一特别规定同样也会影响旅行的爱酒人士和酒饮专家。拔塞钻是喝酒的工具，但显然它与金属刀不是很相似（一种职业小偷现在在飞机上，即使是最短的旅程都不再使用的刀具）。

　　我珍爱躺在我盥洗用具袋内的那把坚硬、好用的小塑料开塞钻。它被遮盖了起来，一点也不引人注意。那种材料不会引发任何警报。它已陪伴我很久，甚至它身上的英国国际电信 (British Telecom International)标识早已被人遗忘。

　　但根据我的经验，大部分全球造酒商想尽可能多地向来访的酒评作家兜售酒的欲望尚未受到飞行限制的影响。具体情况会随地区和个性的不同而不同，但总体来说，正如我们可以预计到的，论不让参观者空手而归的决心，意大利人是最坚决的。那些关于旅行时只允许携带手提行李的主张和航空公司严厉的重量限制全被置若罔闻。意大利人的典型特征就是处处都体现出慷慨。即使这意味着参观者不得不把酒倒进机场的厕所。

　　我意识到，这个被赠与太多酒的职业困境不会引起那些不靠写酒为生的家伙的太多同情，但其它职业的人可能也曾遭遇过在旅行时被赠予沉重且体积大的礼品的两难境地——拒绝这些赠品会显得不礼貌，但空运回家非常不方便。每当我被介绍去写关于种种产酒地区的权威性插图文章，而这些地区无疑会规定我的行李上限时，我的心下沉得与手臂一样快。

　　带酒乘飞机不容易，即使是把酒放在检查过关的行李里。这些酒瓶不光重，而且比手提箱中的其它多数物品更易碎，我甚至还发现很难因为一瓶红酒如此珍贵，就值得冒将酒全部洒在衣服上的风险。在为数不多的几次带酒飞行过程中，我把酒装在聚苯乙烯管内，并且用透明胶带整个粘起来。迄今为止，这个方法很不错。但聚苯乙烯，作为可装任何酒的最轻、最安全的包装材料，却很难回收，并且往往会分解出一些粘状的白色小颗粒。我在一些极个别的情况下才会把红酒包装好放在手提箱内，例如作为澳大利亚红酒展示会的外国裁判。尽管目前的飞行限制仍然存在，但他们还是会坚持让我们带一些非常好的酒回去，以供裁判官晚宴饮用（好像我们在一天尝了200瓶酒后还需要它们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