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０年后，在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之时，中国政府再次出手，明确提出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与１９９８年相比，上述提法的改变表明，中国政府正在采取近１０年来最“令人振奋”的经济刺激方案，其政策力度甚至较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还要大，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国内经济正在遭遇比亚洲金融危机时更为严峻的考验，需要国内各方面团结一心，共渡难关。

    １０年政策组合的变迁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会议认为，近两个月来，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日趋严峻，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必须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

    这是中国政府近１０年来首次提出要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货币政策上的一次重大转向。与此同时，财政政策也由“稳健”转为“积极”。申银万国宏观经济分析师李慧勇认为，货币和财政政策基调的双双调整标志着宏观调控开始全面转向扩张，保增长已明确成为下一阶段国内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

    １９９８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宣布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为未来几年中国抵御危机冲击，保持国内经济增长，奠定了重要基础。此种政策组合一直持续到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４年底，为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稳健政策），并提出在落实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各项政策措施时，要充分体现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此种政策组合一直持续到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７年底，为了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２００８年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以保持国内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然而，到２００８年下半年，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扩散和渗透，货币政策已经不再提“从紧”或者“适度从紧”。据公开信息显示，从９月份以来，央行已连续在２个月内降息３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２次，并降低了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对银行信贷也已不再实施硬性约束，货币政策松动迹象明显。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表示，从政策组合的提法来看，即使在１９９８年对货币政策的表述也仅为“稳健”，预计此次“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比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更显力度，有利于迅速提振市场信心。 

    三重压力下中国政府审时度势的明智选择

    据悉，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除了确定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１０项措施外，还初步匡算了投资规模。会议称，为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２０１０年底约需投资４万亿元。为加快建设进度，会议还决定，今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１０００亿元，明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２００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４０００亿元。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室主任彭兴韵认为，从目前已经公布的措施来看，明显比１０年前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采取的政策力度更大。当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加大了国债的发行力度，但并没有明确提出要投入多大规模的资金。这一次不但明确了要在哪些方面投入资金，还估算出了具体规模，反映出上述措施的出台有种“时不我待”的意味。

    巴曙松认为，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当前更加开放的环境下，中国经济受外部冲击的影响较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要大。这其中既包括更大的资本流动规模、更大的外汇储备，也包括对于出口更高的依存程度。有关数据显示，１９９８年，中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只有１８％，到２００７年，这一比例已上升到３８％左右。

    据记者了解，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已出现明显下滑，虽然对欧洲出口的上升一度弥补了这一回落，但目前人民币对欧元已经有了大幅升值，同时欧洲经济也开始走入疲态，因而２００９年出口的明显下滑已成定局。这些必然会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构成挑战。

    此外，令政策组合出现重大转向的另一个原因是，宏观经济增速回落过快。数字显示，２００７年２季度时ＧＤＰ增速还保持在１２．２％，到２００８年３季度已迅速下滑至９％，４季度考虑到奥运因素和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因素，增长速度可能会有所恢复，但是从总体趋势看依然呈现快速回落趋势。

    为防止经济过度下滑，中国政府出台了１０大政策措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巴曙松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在经济面临３重压力下审时度势的明智选择。因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实际上已经不单单是次贷危机的压力，８年经济高速增长后的周期性回落，３０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转型的压力等等，都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挑战。

    他认为，由改革开放带来的出口增长，作为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近年来由于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人民币升值因素等开始出现调整，再加上经济经过８年的高速增长后不可避免地出现周期性回落，最后再遇上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才使得中国经济在９．９％的高速增长下，微观层面仍然感受到较大的困难。

    次贷危机的冲击将带给中国全面推进改革的机遇

    尽管面临严峻挑战，巴曙松仍然认为，与应对１９９８年金融风暴时相比，当前的中国有了不少更为积极主动和有利的条件，例如，拥有更为强大的国力，更充足的外汇储备和雄厚的财政资源，依然强势的货币等等，因而也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据李慧勇分析，从１９９８年的经验看，增加财政支出对于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短期效果都非常明显。按照国务院的部署，４季度财政投资将增加１２００亿元，考虑到乘数效应，投资规模将达到４０００亿元，将推动４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１０个百分点，最终４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仍有可能保持在２６％以上，ＧＤＰ增长率有望维持在９％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经受历次外部大的冲击的经验看，每一次大的外部冲击都成为中国经济充分调动各种资源、促进经济体制的改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推动中国经济迈上新的台阶的重大机遇。

    据巴曙松介绍，正是在应对１９９８年金融风暴时，中国迅速推进了国企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国有银行改革等，为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次贷危机的冲击，同样也带给中国一次全面推进改革的机遇”。

    巴曙松认为，从全面应对次贷危机、促进内需扩大和经济转型的角度看，有关部门还应当同时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把扩大内需作为应对次贷危机冲击的政策主线之一。这主要包括：完善社会保障系统；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降低税收；启动农村市场等。采取适当的政策举措，扭转房地产、汽车市场的迅速下滑趋势。

    其次，激发企业活力，改革基础产业和一些准入门槛较高的行业模式，放松准入，以吸引和鼓励民间投资。

    第三，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当前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高达９％以上的高速增长，但是人们对就业等依然十分担忧，这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投资结构和生产结构以及增长方式中所存在的问题，能够大量吸收就业的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可以考虑进一步开放银行、保险、医疗、教育等领域的进入限制，参照入世条款，给予民营资本平等待遇。最后，利用当前的有利时机，理顺资源价格体系。

    鉴于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财政政策的刺激作用更为明显。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建议，除增值税转型外，目前可使用的财政政策还包括可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同时优化所得税细则，对企业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的开发实施优惠税收政策等。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的方式加大基础设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