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1月8日，秦池酒厂第一次夺得“标王”称号，作为临朐县的一个国有企业，秦池酒厂要下决心拿“标王”，没有县委县政府的同意和支持肯定是行不通的，时任县委书记的王庆德正是当时的幕后主要决策者。

　　2008年4月10日，记者在潍坊采访了从潍坊市政协副主席位置上退下来不久的王庆德，听他讲述了秦池夺取“标王”幕后的故事。

　　夺标王，最得意

　　记者(以下简称记)：1995年11月8日，秦池酒厂要去夺中央电视台“标王”的时候，事先你知道吗？

　　王庆德(以下简称王)：秦池酒厂是一个国有企业，我当然知道这件事。1994年11月8日，孔府宴夺得第一届标王之后，非常牛，在第二年中央电视台一次宴请会上，我去给孔府宴一个副厂长敬酒，说自己是临朐县委书记，没想到对方连站都没站起来，这对我触动很大。

　　记：1995年招标时，你去了北京现场吗？

　　王：没有，那段时间我正在省党校学习。招标的前一天晚上，秦池酒厂厂长王卓胜到我住的宿舍来汇报，我们俩整整谈了一个晚上。

　　记：一晚上都谈了些什么？

　　王：就谈出多少钱能拿“标王”。我们对比了第一届“标王”孔府宴酒厂的3079万元，认为第二届至少要翻一番才有希望夺标，至少要6200万元。有了这个基数，我们最终确定了一个吉利的数字：6666万元。

　　记：结果证明这次彻夜长谈收到了效果。

　　王：是啊，我们比第二名多出近300万元，再少的话就夺不到“标王”了，这也是我最为得意的一件事。1996年，秦池的确做到了每天“开进央视一辆桑塔纳，开出一辆豪华奥迪”。

　　当好县长，办好酒厂

　　记：当时为什么一定要让秦池夺“标王”呢？

　　王：当时山东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当好县长，办好酒厂。当时全省每个县都有酒厂，有的甚至有几个酒厂，像当时的孔府家、孔府宴等，很多县都是靠酒厂起来的。

　　记：这个说法有依据吗？

　　王：有，酒厂的特点就是上得快、见效快。我们专门测算过，每销售1元钱的酒能形成0.25元的利税，好的话能产生0.3元的利税，这也是当时各地大上酒厂的原因，临朐当然也不例外。当时我每周都去一次临朐，把各部门的负责人都叫去，让各部门给秦池开“绿灯”。

　　记：秦池1996年的上交利税能占全县多大的比例？

　　王：1996年秦池销售近10亿元，上交利税2亿多元，占全县的三分之一左右。可以这么说，临朐县吃财政饭的干部，三块钱的工资中有一块是秦池帮着给发的。

　　没改制，最遗憾

　　记：你是临朐人吗？

　　王：我是青州人。我从1986年就在临朐工作，1990年任县长，1993年任县委书记，1996年底离开临朐任潍坊市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我对临朐有着深厚的感情。1996年6月，市领导找我谈话时，我曾表示不愿离开，要从临朐退休，但最后还是走了。

　　记：1996年正是秦池最辉煌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舍不得秦池？

　　王：看着秦池长大的，我当然舍不得。错误的是，我把临朐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办了，离开临朐时我说了一句话：不要因为秦池是我在的时候起来的，就以为秦池酒厂是我的，秦池是临朐的，秦池垮了临朐人没钱花。当时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意味深长。

　　记：但后来秦池还是不行了。

　　王：没让秦池改制是我最大的遗憾。如果当时秦池改制了，变成股份制或个人企业，可能就不会出现后来的一些问题了。

　　不夺标，没退路

　　记：1996年11月8日，秦池第二次夺第三届“标王”的时候，你还任临朐县委书记吗？

　　王：当时我还在临朐，但关系已经调动了，当时秦池酒厂也给我汇报了这件事，我也是支持这件事的，当时也是非夺不可。因为孔府宴已经有了前车之鉴，第二届“标王”被秦池夺走之后，它的经营一落千丈，秦池不夺第二次标王就没有退路。

　　记：但3.2亿元拿一个“标王”，代价也太大了。

　　王：其实不能这样理解，虽然秦池喊出了3.2亿元，但不一定会付出这么多广告费。当时秦池酒厂的人也算过，即使中央电视台把所有时段的酒类广告都给秦池，也花不了这么多钱。也就是说，秦池喊3亿和喊10亿都是一个样，中央电视台也明白这个道理。

　　另外，当时的广告费都是一月一结，也就是做了广告再付费，做多少广告拿多少钱，并不是像外界所理解的一次性就拿出3.2亿。

　　记：你认为秦池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王：我认为有两条，一是不负责任的报道，二是企业自身的管理。一篇川酒勾兑的报道让秦池的信誉降到了极点，还有一篇内参报道，让中央派了四个工作组调查企业。秦池是靠媒体迅速发展起来的，也是因为媒体而摔倒的。

　　其实川酒勾兑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勾兑是造酒的一道工序，原酒不进行勾兑是没法喝的，也出不来味道。

　　记：那秦池为什么不出来解释呢？

　　王：这就是秦池的管理问题了，他们还不知道如何应对和处理危机，没有危机公关意识。另外，企业短时间内发展太快，很多方面也都没有跟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正是因为这些，企业遭受了重创。

姬长孔不愿再谈秦池(图)

　　“历史就是历史，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不想再说什么了”

　　1998年3月，惆怅落寞的姬长孔离开秦池，由临朐县调入北京一个企业任职。

　　临走之前，害怕酒厂不放人，他曾找过王庆德，但当时王庆德已离开临朐。“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那一年他为什么执意要离开秦池。”说起这段往事，王庆德回忆说。

　　在北京，姬长孔一直避讳在公开场合露面。据说，这一年的11月8日，梅地亚的广告招标会按时举行，此时谭希松亦已从广告中心主任的宝座上下来，并离开了中央电视台。应朋友的邀约，姬长孔来到梅地亚，在招标大厅门口，因为没有邀请函而被门卫挡在了外面。

　　秦池一位经理告诉记者，“听说姬长孔现在去北京做五粮液的代理了”。

　　2008年4月13日，记者登录了五粮液公司的网站，在北京的十几家代理中找到了姬长孔这个名字。根据上面留下的办公电话，记者拨了过去，一位姓胡的店员接起电话后转给了姬长孔。“历史就是历史，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不想再说什么了。”电话那头的姬长孔声音洪亮有力，语气坚决，拒绝了记者进一步的采访要求。

　　4月14日，记者来到北京姬长孔的五粮液代理点，这是一个40平方米左右的门面，柜台上摆放着“专卖店经销证书”，法定代表人就是姬长孔。

　　来自安徽的店员小胡告诉记者，平时姬总很少在这里，13日打电话时恰好在。当记者说起姬长孔的传奇经历时，小胡一脸的惊讶和崇拜，从来都没有人给他说起过这些事，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老板原来有这么一段传奇故事。记者在店里和附近等了两天，也没有见到姬长孔。

　　据说，姬长孔在秦池前后呆了五年，这期间，他的月收入是800元，拿的奖金是一线职工的80%，秦池始终没有实行年薪制。离开时，他讲了两句话，一句是对秦池的评价，他说：“秦池是一个瘸子。”第二句是对他在秦池五年经历的总结，他说：“国家得大头，地方得中头，企业得小头，个人得一身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