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个转变”论
党中央经过长时间的深入研究，对党的历史方位作出了重要判断，提出了“两个转变”论，即十六大报告所概括的“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简单说，其主要内容，就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从计划经济条件下执政向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转变。“两个转变”论含义丰富，它高度概括了我们党80多年奋斗的主要成果，集中反映了我们党现在面临的主要考验。它强调的中心思想是“执政”。这突出表明了我们党执政意识的新觉醒。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执政党”在很多方面同“革命党”具有重要区别，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反的。例如，在政治路线上，“执政党”不能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必须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在基本理念上，“执政党”也不能再讲什么“造反有理”，必须提倡“建设有功”。与此相联系，“执政党”还须强调“稳定”，注重法治。在哲学主导思想上，“执政党”也不能再片面宣扬“斗争哲学”，而应当提倡“和谐哲学”，“共存”、“多赢”即“和谐”。
“两个转变”论是对我们党情的基本判断，是我们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基本根据。它开拓了我们党的建设的新视野。在此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总思路，进而在执政理念、执政方略、执政能力、执政基础、执政方式、执政体制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新观点，也提供了研究其他国家政党建设的新视角，标志着我们党的建设进入了新阶段：自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以来，我们是真正比较清醒、比较自觉地把我们党当作执政党来加以研究和建设了。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进展。
二、“两个先锋队”统一论
与“两个转变”论相适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了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统一。这个论断十分重要，它是十六大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我们党的性质的新表述。有些同志担心，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党要变成“全民党”或“社会民主党”了？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两个先锋队”统一论具有充分的根据。
第一，历史根据。我们党的诞生就是中华民族求解放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两股进步潮流相汇合的产物，历来是“两个先锋队”。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民面临的历史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求得民族解放。适应这一要求，共产党应运而生。同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对我们党的成立，也起了催生的作用。相对而言，前者是内因和主因，后者是外因和诱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无疑是中国先进阶级——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同时，我们党也是农民阶级和其他革命阶级的先锋队。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党当时所实行的纲领是民主革命的纲领，所做的主要事情就是实行土地改革、争取民族解放，真正代表了农民阶级的利益，也代表了其他革命阶级的利益，因而得到了他们的真诚拥护。那时，我们党的成员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农民等非无产阶级分子。看一个党的性质，主要不是看她的宣言和口号，而主要应当看她的实践、行为，看她做了什么，特别是看她“为了谁”和“依靠谁”。从这个角度看，仅仅讲我们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不够全面的。
这个客观事实在我们党的历史文献中也有反映。例如，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明确提出了“两个先锋队”，指出：“……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 1937年10月，毛泽东在《论鲁迅》一文中也明确地指出：“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 1945年3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在强调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的同时，也多次指出：“我们党——中国人民的先锋队”、“我们共产党人——人民群众的先锋队” 。只是后来，我们对后一方面没有再作宣传。这可能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怀疑中国共产党是民族主义政党，而我们党的领导人又力图消除这种怀疑有关。由此可以看出，“人民先锋队”、“民族先锋队”都是党的历史上已经有的提法，它们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的重申和强调。因此，十六大报告说：“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第二，理论根据。实践观点以及由它展开而来的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阶级观点要以它们为前提和基础。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最重要的“新内容”，就是揭示了“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阶级不是永恒存在的，也不是人们可以随意消灭的，它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并将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消亡，生产力的发展更为根本。过去，我们把阶级斗争当做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历史观方面是有缺陷的。马克思主义还认为，作为生产力主体、担当者和体现者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同它所包含的阶级、政党、领袖之间，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领袖、杰出人物乃至先进阶级及其政党，都只是人民群众之中的一部分。真正决定历史发展方向和趋势的，是包括他们在内的人民群众。我们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先进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代表人民群众利益。唯有如此，先进阶级及其政党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宏伟理想。第三，现实根据。我们党现在所处的地位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作为“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我们党必须把全中国人民都当作自己的社会基础。这是一个顺理成章、并不复杂的结论。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我们党必须把增强党的阶级基础与扩大党的社会基础统一起来，尽可能把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儿女吸收到党内来，从而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它也反映了现代民主社会执政党建设的一般规律。在现代民主社会，各个国家的执政党，都在千方百计地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因为不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他们就没有社会基础和选票，就不能成为执政党；执政党不为国家和人民做好事，继续争取群众的拥护，上了台也会被人民赶下台。倘若哪一个政党，仅仅把自己看作是某一个阶级的政党，那么，其他人就会把它视为异己力量，这样的政党绝不可能上台执政，更不可能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是愚蠢的做法，等于政治上的自杀。我们党必须顺应这个一般规律，在巩固党的阶级基础的同时，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社会基础，把符合党员条件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通过这种组织上的联系，把各个阶级和阶层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还应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强调的无产阶级阶级性，同人民性是一致的。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主要生活在英国，而当时的英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绝大多数人都变为无产者，少数人成为资产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国所讲的无产阶级，同我们今天所说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基本是一回事。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直截了当地说：“人民大众即无产阶级” 。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讲到当年的落后国家时，也强调无产阶级，这同他们的一个预见有关。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关系将日益简明化：绝大多数人都行将进入无产阶级队伍。这个意义的无产阶级，代表着包括农民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的长远利益。以上无论哪种情况，无产阶级阶级性都不是同人民性对立的，而是一致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解放全人类是马克思终生为之奋斗的根本目标。假设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那么，从青年时代就立志“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并且终生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马克思，不可能把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等其他劳动阶级抛在一边，只讲无产阶级。可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抓住了马克思的词句，却没有注意到旧中国国情同英国的重大区别，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现代工人阶级不到总人口2%的旧中国，也只强调无产阶级，而把其他进步阶级和阶层都当作异己力量，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只能导致中国革命失败。而毛泽东的一个高明之处，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以农民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使我们党不仅建立在工人阶级基础上，同时也建立在广大农民以及其他群众的基础上，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党的力量，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现在，一些同志对“两个先锋队”的提法感到不好理解，其实，从马克思主义根本宗旨的角度，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英国国情的角度，对这一点是不难想通的。有些同志提出，在“两个先锋队”中，“人民”和“民族”已经包含了“工人阶级”，为什么还要把它们并提呢？之所以如此，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是同我们多年来的一贯提法相衔接，保持基本理论的稳定性，便于党员和群众接受，避免不必要的混乱。另一方面，是因为工人阶级是同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先进阶级，它有许多优秀品质，强调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实质是突出我们党的先进性。
综上所述，“两个先锋队”统一论更确切地概括了我们党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根本宗旨。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党要变成“全民党”了？不是。有两种意义的“全民党”。一种所谓“全民党”，就是所有的公民，不论先进与落后，只要他愿意，都可以成为党员的党。然而，我们党只吸收社会先进分子入党，是有比较严格的条件的。因此，从原则上说，我们党是由社会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先进政党、“先锋队”党，不是“全民党”。另一种情况是，有人把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当人民和民族先锋队，看做是“全民党”，这完全是误解。因为共产党历来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而不限于为工人阶级谋利益，这恰恰是我们党的先进性的集中表现，表明她立党为公，不谋私利。当然，由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是人民的主体部分，所以，为人民服务，首先和主要的是为广大劳动者谋利益，这也是我们党同资产阶级执政党的重要区别。至于所谓社会民主党问题，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为根本标准，按照实际情况，重新加以认识。
摘自《发展和改革蓝皮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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