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能喝酒，但往往只有高兴的时候才喝，偶也有心情不佳时的应酬。周恩来饮酒一般很有节制，经历过无数酒宴，喝醉酒的时候很少，且都发生在他高兴愉快、情绪极佳的状态下。 周恩来第一次喝醉酒，是在他与邓颖超结婚的大喜日子里。

　　邓大姐后来曾对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起过这件事，她笑着摇摇头感叹说：“从那天起，我才知道总理能喝酒，也是从那天起，我就开始反对他喝酒。可是没办法，几十年了，也由于工作的关系，他的酒一直没少喝......”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结婚照

　　1925年的8月初，周恩来与邓颖超喜结良缘。这对革命情侣摈弃一切陈旧习俗，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是几个亲密同志聚在一起喝酒乐一乐而已。

　　人逢喜事精神爽。当时的气氛热烈而祥和，周恩来情绪极好，对于敬酒，来者不拒，以至喝醉了酒。有人一醉就瘫，就蔫，周恩来是另一种类型，醉了也精神，吐过之后仍然情绪高涨，谈兴甚至更浓。

　　那天晚上，蔡畅大姐也在场，看到天色已经很晚，且又是周恩来的新婚之夜，就要告辞。周恩来拦住，死活不让走。蔡大姐看他醉得厉害，说也没用，只好留下来陪着邓颖超，同周恩来一道谈天说地。

　　周恩来对有幸能找到邓颖超这么一个知心爱人非常满意，他俩的相爱历程他一辈子都刻骨铭心，想来就春潮澎湃，温馨无比。周恩来是1919年4月由日本回天津，随即投入五四运动。那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15岁。他们一起开会、办刊物、组织“觉悟社”，接触虽多，却还谈不到恋爱这一层，在周恩来眼中，邓颖超还不过是个“小妹妹”，有时称她“小超”，才15岁嘛。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与邓颖超保持着通信关系，通信内容全是探讨“中华雄飞”之路。

　　李维汉从法国回来时，周恩来还托他给邓颖超带来一封“情书”。于是，邓颖超被感动了，回了一封恳切的信，对周恩来的求爱给予了肯定的答复。他们的恋爱关系就这样在通信中确定了。1924年，周恩来归国，1925年，党组织把邓颖超由天津调往广州，此时他们已经有5年未见面。

　　现在见面了，结婚了，周恩来的高兴喜悦之情自不必言；高兴而喝多了，也是在情理之中。不过，新婚之夜大醉，又不让蔡大姐走，这不能不算失态。在这点上，邓颖超同周恩来有点矛盾是正常的，喝酒，特别是喝大酒，确实容易伤身。邓颖超从身边中央领导同志的情况得出一个结论：喝大酒比嗜好抽烟还要伤身。

1964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五一招待会上的周恩来

      周恩来的第二次醉酒，是在1954年初出席日内瓦世界和平会议之前，在莫斯科发生的。

　　周恩来1月1日到莫斯科，为日内瓦会议作准备，同苏联协商有关事项，统一会议上的步调。经过会谈，双方达成一致看法后，由苏联同志草拟具体方案，由总理回国向中央汇报协商情况。临行前的晚上，为庆祝会谈胜利结束，苏联以赫鲁晓夫的名义设宴招待周恩来总理。

　　赫鲁晓夫起来讲话了。话很简短，几句便开始敬酒，那些苏联领导人也都跟着起立举杯。苏联人的热情豪爽是没得比的。中国人敬酒，一般是谁敬谁喝；苏联人则不然，赫鲁晓夫敬酒，咕咚一口干杯，那些跟着举杯的主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人都实实在在地“咕咚”干杯，我们的总理便也不能不“咕咚”了。

　　外交礼节，人家敬了酒，你就不能不回敬。所以总理也得讲几句，也得回敬，眨眼工夫，又响起一片“咕咚”声。

　　周恩来神采飞扬，脸上红光流溢，反应敏捷，思路仍然清晰。他幽默地将酒杯上下颠一颠，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中国、朝鲜、越南一起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

　　周恩来没有马上干杯，举着酒杯进一步说：“这次会议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效。我们是想经过努力，解决一些问题的。”他的讲话又赢来一片喝彩声，紧接着是更热烈的敬酒、干杯、拥抱......

　　这时周恩来的脸色已经不再是红光流溢，而是悄悄地转向了苍白。可是敬酒还没完，继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之后，莫洛托夫又向总理举杯：“这次日内瓦会议，我们俩将并肩战斗。为我们的友谊合作，干杯。”

　　周恩来虽然脸色有变，却依旧，点头微笑，贴近莫洛托夫说：“我们的友谊很久了。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我来参加了。那次我见到了你，你还对我们代表们讲了话。你是老大哥，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日内瓦，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还是第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和经验，还要继续向你们学习......来，为我们共同奋斗干杯!”

　　这时，宴会厅已经乱了。那时中苏友谊亲密无间，无须更多的注意，主人客人完全融为一体，苏联人自己跟自己也互相干杯，多数人都离开了席位，互相转着敬酒、聊天，谈着各自感兴趣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