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这种仪态万千、色泽缤纷、如梦如幻的液体,总让人捉摸不透,爱恨交加。它炙热如烈火,冷酷如寒冰;它缠绵如春梦,狠毒如恶魔;它柔软如锦帛,锋利似钢刀。
酒在人间流淌,与人类血液汇成一条精神的长河。
自酒诞生以来,人类生活便有了新的形态,人间也有了千奇百怪、形形色色的饮者。酒之与饮者,以寻常的眼光来看,无非是食品或饮品。然而,酒的意义却远不止生理消费,远不止口腹之乐。酒是一种文化符号、是风俗、是礼仪、是性情、是心境,酒最终是无可名状的生存体验,是精神自由回归的催眠曲。
酒意义的延伸,则有赖于历史上姿态各异、气象万千、灿若星辰般的饮者。
以酒解忧,借酒消愁,使人在杯盏中暂时忘却人世的痛苦与忧烦,让精神在沉醉中获得安歇与平静,是许多人饮酒的一个重要原因。建一代宏伟霸业的魏武帝曹操,面对时光易逝、功业未竟,尚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苍凉感慨。人世间的芸芸凡生,更是把酒作为解忧消愁、抚慰心灵的神汤仙药。然而,酒是否能解忧,还得因人、因时、因事而异。“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月楼高休独,酒如愁肠,化作相思泪”等诗句告诉我们:以酒解忧,有时未必行得通。
酒是精神的催化剂,酒能让人获得俯仰天地、超凡脱俗的旷达豪情。中国古代第一“醉鬼”刘伶在《酒德颂》中有言道:“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有扃牖,八荒为庭衢。”“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已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山岳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肤,利欲之感情。俯视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这种“至人”的洒脱精神,俨然让刘伶成了酒神一般。
诗仙李白那首“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的《将进酒》,让他由诗仙成了酒仙,当然,酒仙也成就了他的诗仙。
尼采认为: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苏斯)精神相互碰撞、融合产生了艺术。那么在中国文学艺术的王国里,酒神精神也是无所不在。它对文学艺术家及其创造的登峰造极之作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酒与诗、酒与诗人从来就是一体的,没有酒,就难有惊天地、泣鬼神的传世名作。“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只仙。”(杜甫《饮中八仙歌》)“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独酌成诗》)“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苏轼《和陶渊明<饮酒>》)“一杯未尽诗已成,涌诗向天天亦惊。”(杨万里)“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得自由身”(张元年)酒醉而成的传世之作,这样的例子在中国诗史中比比皆是。
在绘画和书法艺术中,酒神精神更是活泼万端。画家中,郑板桥的字画很难得到,但只要等到他酒醉之时,再拿美酒与狗肉去求字画,多半都会如愿。郑板桥知道这是求画者的手段,但他实在耐不住美酒与狗肉的诱惑,只好写诗自嘲道:“看月不妨人去尽,对月只恨酒来迟。笑他缣素求书辈,又要先生烂醉时。”曲水流觞中醉酒的王羲之挥毫而作《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而至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草圣张旭“每大醉,呼叫狂走,及下笔”,于是有其“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古诗四帖》。
饮者,多为隐者。追求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齐一生死的庄周,当为隐者之祖。庄周高唱自由之歌,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宁愿做自由的烂泥塘里的乌龟,而不做受人束缚的千里马。善于对青白眼的阮籍,借酒避世,常常一醉数十日,他独自架车,毫无目的,不择路径,无路可走,恸哭一场,掉头而回。为“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隐居竹林,以打铁为乐,用铁器置酒。除饮酒之外,弹琴、说玄、服五石散。他向往的是一种与世无争、修道成仙的自由生活。他在那封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写道:“今但欲守陋巷、教养子孙、时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向毕矣!”可惜他终为奸人所害,一曲《广陵散》,让天下人断肠。
陶渊明,也许算得上中国古代最纯粹的诗人,最真的隐士,最纯真的饮者。大“饮”隐于市,小“饮”隐于野,用在他身上,最合适不过了。五十二岁的陶渊明写《饮酒二十首》序言中说:“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即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全次,聊故命人书之,以为欢笑耳。”《饮酒》第五首,被后人视为诗中圣品:“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宣。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人可谓是心灵超逸,天人合一,古今人类,许多叫喊着要当隐士、甚至自称要成仙入道的,多如沙砾,但能达到他这境地的,却是寥落晨星。
时值当代,酒可谓品目繁多,千姿百态,本是现代人的福气。可如今,酒已日渐流俗,此中侵注着无数的欲望与贪婪。有人酒中谋色,有人酒中谋财,有人酒中谋官,有人饮酒为麻醉,有人饮酒送掉了卿卿性命。
酒中的悲欢离合、是非功过,实在让人说不清、道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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