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宗明

　　“公务消费中的酒无论如何应属于奢侈品，而且酒的花销在吃喝费用中占相当高的比重。”浙江团代表郑玉歆昨天呼吁，国务院应出台明文规定，除特殊场合外，公务消费应全面禁酒。
    　
　　公款吃喝，向来是公款浪费的大头，为人们深恶痛绝；而酒水开支，又是胡吃海喝中的罪魁祸首。给公务消费下“禁酒令”，无异于扼住挥霍公款的要害，是给公款消费“瘦身”、“节流”之举，当被称道。
    　
　　然而在“现实国情”的礁石面前，几多美好期许，都化成了不堪一击的浪花。公务消费全面禁止亦不例外，因为它触到的这块“国情”礁石，名叫“酒文化”。两千年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浪漫文化气息氤氲在现实里，凝结出了聚必饮酒的民族文化习俗。酒意味着交情达意，酒关联着待客之道，席上应酬，酒成了必需品，无酒不成宴。
    　
　　在公务接待中，酒文化的影子也未曾消散过。在觥筹交错、你来我往间，官员们在酒酣耳热中挥斥方遒，不少公事在酒席上迎刃而解。可这里寻不到半点文学意蕴、浪漫色彩，有的只是酒道文化的失落和国家财产流失之痛。
    　
　　利用公款吃喝无度，是在间接践踏百姓的血汗，侵犯公共利益，积弊至深。许多权钱交易、暗中寻租，都滋长于斯。结果“酒精泡掉斗志，酒桌滋养贪腐，酒杯碰出和气”，公务接待成了腐败的温床，它败坏了政风官风，在百姓和官员间拉开了一道隔膜的裂口。在调查中，公款吃喝仅次于贪污贿赂、失职渎职，列在“公众最急切希望解决的腐败问题”的第三位，由此可见，公款吃喝何其惹人憎恨！
    　
　　给公务消费戴上“禁酒令”的紧箍咒，给官员划定不得逾外的应酬界限，无疑可以削减公务开支，减少无谓的浪费，也能节省粮食资源，更重要的是，可以抑制腐败，端正官员作风，挽回政府公信，弥合跟民众的信任裂痕。禁了酒后，人们的公仆们也不至于丢魂忘形，连本职都抛之脑后了。
    　
　　公务消费禁酒，堪称利国利民。但触犯了某些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他们必然会引起打着“酒文化乃中国国粹文章来源华夏酒报，不能丢弃”之类的旗号加以反对。
　　
　　“酒文化致禁酒不可行”的悖谬在于，公务喝酒到底属不属于一种酒文化？公务喝酒究竟有多少为民谋利的真正考量？为何就不能像美国那样，要喝酒私人出钱，让“公家的归公家，私人的归私人”，杜绝中饱私囊？其实说到底，公务禁酒“非不能也，实不为也”。“酒文化深厚”只是人情社会中官员们为兜售权力证劵而打出的幌子而已。
    　
　　公务消费“禁酒令”不应折腰于“酒文化”的借口前。冲破这个利益圈套，公务“消费”才能与公务“浪费”渐行渐远，公共财政才会卸去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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