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则：巴拿马荣光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现象

   　王勇则先生现在的身份是天津市河北区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同时，他也是一位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在天津地方史、清末民初中国机制币铸造、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中国参展史等课题上有专门研究，先后发表文史类文章百篇、学术期刊10篇、专著、合著、参著、参编文史资料和地方史话20余种，是津门文史届的一员干将。

    　尤其是对于中国参展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这段历史，他有专著《图说1915巴拿马赛会——光耀世博史的中国篇章》，该书2010年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内容涵盖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的详细史料（披露部分原始档案）、珍贵照片（500多幅），对至今仍莫衷一是的一些历史悬疑进行了考证和探讨，成为研究1915中国参展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的重要典籍。

    　近日，《华夏酒报》记者奔赴天津就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中国参展获奖真相，对王勇则进行了专访，听他畅谈、遥想1915年那个气势恢宏的历史空间。

巴拿马赛会获奖
是莫大荣光

    　《华夏酒报》：您研究1915年巴拿马赛会中国参展史多年，请问当时是什么样的机缘，使您去研究它？

　　王勇则：中国参加的每届世博会都值得深入探究，通过回味，总结得失，以为镜鉴，不无裨益。

　　相对来说，最值得说道的是，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赛会，很有嚼头，也很有味道。尤其是中国此次与赛的经验和教训，至今可借鉴。

    　我对巴拿马赛会史料的关注，始于20世纪末对天津百年老街中山路历史的较系统调查，偶然发现一张直隶省巴拿马赛会事务局的标注地图，由此延展开来，史料、档案不断涌入眼帘。觉得这是一座富矿，值得我深挖一番，尤其这几年，这快成了我的一块心病，可谓“身陷其中”。后经半年昏天黑地的梳理，才使我有了涉足巴拿马赛会历史脉络、折回那个历史空间徜徉流连的机缘。

　　《华夏酒报》：请您谈一谈中国参加这场赛会与参展其他世博赛会的不同？

    　王勇则：回眸中国参加世博会的历史，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是一个关键节点，堪称重要里程碑。美国作为赛会主办国，极尽展现综合国力，理念超前，设施先进，布展新颖，场面神奇，颇具开创性；中国高调参展，规模空前，赛品丰富、成果巨大，影响深远，颇具典型性。

    　中国参赛过程复杂曲折、错综杂糅、矛盾交织、困难重重，更具故事性。

　　自1851年伦敦举办世博会以来，中国以政府组团名义有组织地参加世博会，以此次规模最大，赴赛展品达10万件之多，盛况空前，刷新了历届与赛的多项第一。部分赛品特色突出，不逊于其他参赛国的同类赛品。光临巴拿马赛会中国九大展馆展区的参观者逾200万人次，大约1200种赛品获奖，可谓既有参赛之名，又有与赛之益。   

    　《华夏酒报》：您当时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参赛1915年巴拿马赛会史？绵延一百年以来，对于国人来说，它还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勇则：尽管时光流逝已100年之久，但国内不少老字号仍以“荣获巴拿马博览会金奖”为殊荣，并曾长期印制在商品商标或标签上。或印“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或印“巴拿马国际展览会”、或印“国际巴拿马博览会”、或印“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不一而足，但都不影响其宣传效果。人们也心领神会，从不计较。这难道不是巴拿马赛会深入人心、影响弥深、历久不衰的表征么？

    　国人对巴拿马赛会并不陌生，甚至还有些亲切感、认同感。把在巴拿马赛会上获奖视为莫大荣光，成为民初以来中国的一个独特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绵延至今。

    　中国人对巴拿马赛会的眷恋，确实值得研究。中国参加巴拿马赛会的一处处生动的历史细节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巴拿马赛会后，一举成名天下知的中国特产有很多，还衍生出很多名酒。巴拿马赛会的无限魅力和张力，由此可见一斑。   

    　《华夏酒报》：我们现在在纪念百年之前中国参加巴拿马赛会的历史，在您看来这有什么意义？
    　王勇则：或许，大家可以再深情回溯中国参加历届世博会的历史，通过汲取经验、增添力量，通过畅想未来，增强勇气。哪怕是举办一个小小的民间活动，也一定会告慰当年所有以世博会为载体、为中华振兴做出不懈努力的先贤了。

人散曲不终，
巴拿马赛会余韵不断   

　　《华夏酒报》：中国参加1915年巴拿马赛会，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深远的影响？

    　王勇则：这是民国初期中国的一件大事，影响是广泛而持续的，也是深远和无形的。在多方面受益。

    　首先看到了先进技术和先进理念，发现了不足，找到了差距，也拓展了贸易，促进了开放，尤其是既开民智，也开官智。让国人增长了见识，凝聚了人心，看到了前进的方向，增强了发展的信心，中国也萌生了有朝一日在中国办世博会的想法。

    　一、看到了教育与交通的重要性，把教育和交通看成是世界文明进化和立国根基的“第一要招”。“子弟无教，虽有人民，无从运用；转轮不灵，虽有产业，不能发展”。尽管中国交通“尚不能独立”，但中国赛品颇有可观，这让国人看到了中国交通的希望。

    　二、看到了文化与产业的进步。这次参赛，中国与文化相关美术、文艺等赛品和与产业相关的矿物、农业、食品等赛品可称丰满。其中，西人大呼从未得见，确有不少，这种局面远出国人意料之外，由此顿增信心。

    　三、看到了中美贸易的发展良机。“欧战以来，工商停滞，百物昂贵”。中国实业家由是兴奋，“中美两国人民情感日进，直接贸易可谋平等利益”。

    　四、看到了银行业和船舶业的发展契机。

    　五、看到了关税和厘金的关系。

    　六、看到了不合理的度量衡与币值对通商的阻碍。

    　巴拿马赛会为中美商贸打开了新局面，大势所趋，势不可挡。一时间，美国商界来华“淘金”成了时尚。中美商贸大门洞开，原来不为人知的中国特产也备受西人赏识，从此大放异彩。

    　另外，巴拿马赛会对促进中国博览会事业和博物馆事业的发展都是增稠器。1915年10月，农商部借势造势，在北京举办了一次大型国货展览会，观者20万人次。

    　巴拿马赛会呈现了多赢的局面。赛会闭幕后，美国人共盈利240万美元，这对国人也是个刺激，原来办世博会也是有利可图的，此后，在国内掀起了举办国货展览会的高潮。

    　这也是一个在夹缝中求发展的良机。中国利用欧洲列强深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之际，趁机推动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巴拿马赛会余韵不断，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美商界在交流时，仍对巴拿马念念不忘。

中国获奖知多少，
数字牴牾实难辨   

　　《华夏酒报》：您对中国参展1915年巴拿马赛会的获奖情况有什么研究？

    　王勇则：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巴拿马赛会奖项共分六等，即：（甲）大奖章(Grand Prize)、（乙）荣誉勋章(Medal of Honor)、（丁）金质奖章(Gold Medal)，以上为一等奖；（戊）银质奖章（Silver Medal），为二等奖；（己）铜质奖章（Bronze Medal），为三等奖；（丙）荣誉奖章 (Honorable Medal)，为末等奖。其中，荣誉勋章也称名誉优奖。而末等奖，虽然也可据英文译为荣誉奖章，但实际上此奖并无奖牌，只有奖状，故也称状词奖、奖词、鼓励奖等。

    　筹备巴文章来源华夏酒报拿马赛会事务局局长、赴美赛会监督处监督陈琪于赛后主编的《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纪实》一书，相关统计较具权威性。但该书只是对中国获奖赛品分别进行了统计，并未明确统计出获奖总数。按照陈琪的说法，各奖数目加起来应该是1206枚，不过更多的说法是1211枚。   

    　《华夏酒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统计混乱？

    　王勇则：造成最终统计混乱，是有缘由的。巴拿马赛会后期到善后这个时间段内，中国代表团遇到了诸多难题，尤其是在评奖这个关键环节上，问题更大。一是部分申报的赛品，说明文中只有英文品名而未配中文，令人一头雾水；二是对于申报标准未能消化，理解上参差不齐；三是翻译误差大，难免张冠李戴；四是人手过少，未能对于获奖赛品进行仔细核对。

    　另外，赛会设奖较细，所设大奖章、名誉奖章，虽然都是一等奖，但也稍有区别。但在国人眼中，都差不多，不似金银铜奖那样直观且容易区分。

    　值得一提的是，有的获奖赛品无法明确是打包获团体奖还是分别获单项奖。如在巴拿马赛会农业馆展出的“直隶省豆类、花生、高粱酒、羊毛、猪鬃”，获得大奖章，但并未明确这到底是获得了一枚还是一共获得了五枚。这种情况并非个例。这也对精确统计获奖数目产生了困扰。

    　总之，当时留下的“尾巴”，也就成了后人难以厘清的历史悬案了。好在赛会方肯定陆续下发了奖牌、奖状，获奖者都心知肚明。1076枚，这个总数应为中国赛品获奖的保守数字，即底线。

　　《华夏酒报》：在如此统计混乱的情况下，那应该以什么作为当年的获奖依据？

    　王勇则：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时在统计获奖的奖项奖级和总数时，就已存在统计漏洞了。除非找到更具体的史料来支撑，否则，物是人非后难捯老账，只能暂以所获奖牌、奖状和当年的明确记载作为获奖依据。

    　或许正因如此，获奖品种和奖级在理解上难免不一致，甚至有被曲解的空间。如国内有的产品以当年在巴拿马赛会获奖为由，大打推广宣传牌时，不时闹出些争议，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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