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刀：一个开酒器上的历史

    　佛语有云“一花一世界”——从一朵花中窥探当世人生，是禅，更是自在。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曾感慨一枚古币上埃及艳后的面影：“如果克里奥帕特拉的鼻子再短一寸，历史将为之改写。”从一个人的侧影联想到整个古罗马的政治面貌，是宏观，是智慧。
    　这便是我收藏一枚伪满时期的开酒器时，第一时间印入脑海的概念——任何与酒有关的东西，一枚票据、一个小盅，都能还原一段历史。在我看来，这些细微末节散发的文化信号，足以在求证其脉源中得到始终。
    　开酒器长11公分，前宽后窄，呈棒槌状。红铜材质，经70余年时间磨砺，铜色已有份沉重感。在其一面铸有阳文“永平寺”三字，上端图纹缀有樱花一朵。酒器的另一面，器口之下有一“喝”字，应是取禅宗“棒喝”之义，据称，初至永平寺参学的弟子以被喝训为入门之首先考验；这与酒器上“禅道场”三字之下鱼列三行日文的寓意契合。这三行日文是道元禅师的喝语，意为：“如磨杵一样磨掉自己为他人尽力者值得尊敬。”
    　永平寺，日本第一巨刹，是佛教中的曹洞宗一派的大本营。 “喝”、“禅道场”、“道元禅师的喝训”以及酒器上“勅使门”的图案——一个小小的开酒器，却把日本曹洞宗的发祥地永平寺方方面面囊括于内。我们不能以中土佛戒去猜想一座有名的寺院，怎么会与酒联系到一起。它证明日本佛教更接近于唐代的风尚，僧人也可饮酒，怀素便是其例。就是这样一个握不盈手的器物，为什么会出现在东北，又凭什么推断为伪满时期的日本僧人的日常用品？因为只有沦陷期的东三省那个特定环境才决定有这样一个信符存在。宗教从来不逃避政治，很多时候，它只为权力祈祷。
    　日本禅宗自它产生的那天就与幕府政权发生密切关系，狭窄的地理条件与当时文化需求，让曹洞宗走向一条平民化的乡土之路，把佛理化为具体的日常禅，搬柴运水，皆为佛事，不立文学，彼此训喝，讲究以心传心，见性成法，如水流花放，自然法成。这类简单的传教方式，令永平寺的曹洞宗受到中下层武士的欢迎，加上它本体是空无观，认为生为梦幻，死为常住。生死如一的思想，自然吻合武士道勇武、无畏而死的精神。因此，日本曹洞宗也就成了武士的宗教，刀锋蛰伏在刀鞘中，这就是日本禅宗与武士道的统一与协调。于是，总有这样一根脉络，一头连接参道的道元，一头系于试刀的武士。
    　而这样的禅宗、武士道因为战争，从此与中国有关。1937年7月7日夜，一声枪响，震醒沉睡百年的一只耳朵。而在重洋彼岸，整个东瀛国变得亢奋，无论妇孺还是僧俗，在他们看来，万重波浪之外的中国，彼时已是地狱相，需要天皇的慈光给予拯救。这种背景下，永平寺不再作为佛教的一个道场，而是在屠场上以喃喃蛊音唱起赞偈。一张摄于大战时期的图片，可以看到福井越前的永平寺僧人列队在勅使门前的广场上持枪操练，他们也同祖师道元一样，将东渡中土。但这一次，他们带去的不是虔诚的参道之心，而是刀。而就是这样一枚开酒器，见证了一段道与刀的历史，它斑驳的启齿上，依然存留有清酒的芬芳与历史的血腥之气。
    　如今我们惯见于这样的日本印象文章来源华夏酒报：禅茶、和服、寿司、樱花、陶器——这些日本印象柔美，就京都的雨季，弥散着细腻、素雅的文化氛围。然而，我们无意省略那些精美的禅袍最里层，始终挟着一柄武士刀。于是，当我拿起这个开酒器，目光穿过器孔，恍惚看到有群僧人跟在坦克履带后，践踏上这块生我养我、又多灾多难的土地时，这道与刀的故事便如一道旧伤在我心中隐隐作痛。
    　历史，不曾忘却。
（作者系知名老酒收藏家、中国第一套陈年美酒收藏系列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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