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这样的考证结果,曾宇认为,我们东方人动辄谈论的波尔多、勃艮第红酒文化,论其历史渊源,在古亚细亚文明面前,不过尔尔。当然,无论如何,中国的葡萄酒文化在庞大的世界葡萄酒图谱中确如碧波浩渺中的一滴。
学者陈习刚在《葡萄、葡萄酒的起源及传入新疆的时代与路线》一书中说,后起源中心欧洲的葡萄品种在春秋时期传入新疆,至此拉开了中国种植、酿造葡萄酒的序幕。西域美酒从此在中国酒文化中留下了几分亮色。
浓墨重彩的时代在隋唐时期,其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及文化成为西域传播到中原的重要内容,葡萄酒文化空前繁荣,葡萄语言进一步丰富,是文学家创作的题材,也在史书、宗教、典章制度中多有体现。
葡萄的得名很有趣。据说是人们酺而饮之,陶然而醉,故借酺、陶之音而得名。但曾宇也指出,由于华夏酒文化的根深蒂固,致使中国葡萄酒文化受到地域、社会、历史因素的冲击而始终处于谷物酒的旁支派系,从未成为中国酒文化脉络之主流。
相比之下,在西方,则同样因为地域、社会、宗教等因素的影响,却沿袭了葡萄酒作为主流酒种的发展脉络。曾宇认为,尽管中国诗词中亦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之脍炙人口的诗句,却抵不住朝代更迭、战乱频仍的古代社会,那种在李时珍笔下,可酿可烧,甚至加入酒曲酿酢的“中国特色”葡萄酒酿法早已失传。时值清末,中国已无酿酒大师,亦无正统葡萄酒文化。
在品种上,特色的山葡萄酒分布在广袤的草木葳蕤之中,其有别于近代欧亚葡萄品种和外来物种,也曾为大多数人所不知。这种葡萄,诗经称之为“薁”,汉代则呼其“蘡薁”,魏晋时期,又叫做“燕薁”。时至唐朝,这种叫燕薁的果实民间习语称“山葡萄”,并一直沿用至今。唐代苏敬在《新修本草》中写道:“薁,山葡萄,并堪为酒。”这种山葡萄酿酒的传统,一直在民间有所传承,并在当下的集安和柳河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山葡萄酒特色产业。
“走心”的中国味道能否复归?
曾宇于2000年初开始接触陈年白酒,从此痴迷中国酒文化。他对中国葡萄酒文化的解读,并非纸上得来,而是凭借着对中国酒文化、酒史的研究,以及在中国近现代名酒等方面汇聚的大量史实资料。
对中国葡萄酒同样如是。曾宇向记者展示出九枚中国葡萄酒文化酒标,其中有红玫瑰葡萄酒、丁香葡萄酒、山葡萄酒、人参葡萄酒、葡萄烧酒等。对于这些带有鲜明的中国式味道的葡萄酒,曾宇表示,葡萄酒在近代中国未曾陨落,中国特色一直在,只是人们罔顾之。在上世纪70年代,有些酒厂结合本土情况就酿出了这些特色佳酿。而现在很少人知道,这是中国酒文化的失落和悲哀。
这些特色酒有着十分明显的历史特征,在一些特殊的历史阶段,中国的葡萄酒还有属于自己的特色文化。曾宇向记者出示了一枚鲜红的沙城葡萄酒酒标,下写河文章来源华夏酒报北省沙城制酒厂出品,而最上方则写有“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些携带毛主席语录的葡萄酒至今变成了鲜明的历史符号。
美酒文化中,从酒礼、酒俗、酒诗词、酒工艺、酒器具、酒文书,甚至到每一枚珍稀的酒标,都可还原那些遗失的中国酒文化,让人看到一个时代的特征。
曾宇有一个大胆的观点是:中国白酒不可一家独大,未来应该是黄酒、果酒、露酒、特色酒种回归的时代。然而,这种回归,绝非仅仅限于酒种的回归,更是传统的复归。民国时期白酒、黄酒、露酒、药酒均分天下;彼时没有勾兑概念、传统手工的酿制技艺,当地特色的生态原料,以及前店后坊的家族传承……产于这样一个时代的美酒,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很“走心”。
触摸到中国酒文化多元脉搏,中国酒文化才能够走得更远。多元化的文化才是中国酒业未来回归历史的正道,这也符合世界酒发展的轨迹。而在国外葡萄酒向国内市场大举袭来之际,回归到山葡萄酒的特色上来,不盲目效仿国内葡萄酒,让这些存在于典籍中的特色产品不淡出我们的视野,正是对多元化文化的尊重。对它们坚守和传承,也是中国精神的延续。总之,面对外来葡萄酒文化的影响,我们不能一味痴迷于舶来文化,更应该回归有中国特色的传统。
曾宇期待,我们的葡萄酒文化中,能有一种味道叫“中国味道”就很好了。它用最“中国”的原料,最“中国”的方式,酿制最走心的“中国味道”。世界独有的山葡萄能否成为中国人复归酒种的骄傲?而传承百年的中国特有的手工酿造山葡萄酒技法能否成就我们复归传统的“中国味道”?我们一起期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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