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过往的记忆总会模糊，对于现今的业绩总得谦虚，九江酒厂的老员工们习惯将一切化为最朴实的言语，也许5句足矣。

　　捕捉这些言语，你就会明白，滴酒不沾的他，为何能品出酒厂的美好，而且一生为之。

　　位于南海九江镇太平东路56号的九江酒业联营社，永远定格在一张黑白照片中了。那间曾经香气四溢的酒肆，早已改为临街商铺，人流熙来攘往。1958年的一次搬迁，让酒厂安家沙口水闸而后扩建至惠民路———就是这往东南方向迁移的3公里，为“广东米酒三雄”之一的故事开了个头。

　　曰：关起门来干苦力家庭作坊被合并，竹片搭工棚，铁锅蒸大米，煤灰和热风四散。

　　2008年3月14日上午，九江酒厂制酒粬车间里机器轰鸣，几名工人熟练地从制印饼机的出口取下切割成块的条形酒饼。看着这台有34年厂龄的老机器，酿酒师傅曾锐生说他仿佛看到了自己消逝的青春。1971年，17岁的曾锐生被招收进酒厂，开始一生酿酒。

　　曾锐生的酿酒生涯颇有家族传统，他外公和舅舅都是酿酒师傅，解放前在家中开作坊。九江在清代已是著名的酒乡，《九江乡志》记载，清朝道光、咸丰年间，九江镇“巷巷有酒坊，街街有酒店，人人论酒经”。那时，九江双蒸酒、九江醇旧三蒸酒、滴珠糯米酒就作为特产，行销珠三角及港澳、南洋各地。1952年，九江镇的12间酒业小作坊合并组建“九江酒业联营社”，这就是九江酒厂前身。那一年，曾锐生外公家的小作坊也被合并，其外公和舅舅都成了酒厂的师傅。之后，跟随社会风潮，联营社转为公私合营，1966年后又改为地方国营厂。

　　名义上虽是县属工厂，但酒厂那时不过是一个较大的米酒作坊。全厂仅有2个车间，几十号工人，制酒设备、工艺水平依然停留在解放前。曾锐生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进厂的情形：在用桌子、竹片搭建的简易工棚里，几口一次能蒸100斤大米的大铁锅一字排开，穿着蓝色搬运服的工人，抡着大铁锹一锹一锹地往锅底加煤。鼓风机一吹动，煤灰和着一阵阵热风四处飘散。整个车间热气灼人，粉尘飞扬，酒厂的职工自嘲是“关起门来干苦力”。

　　曰：有女不嫁蒸酒佬没有制饼机前，蒸饭、踩饼绝对是重体力活，工作简单重复。

　　曾锐生所在的制酒粬车间至关重要。酿酒要过的第一关是酒粬，粬饼的差异直接影响酒的品质。他进厂前3年，“蒸饭、踩饼、成型”这一制酒粬工艺还是繁重的体力活，每天的工作简单重复。以“踩饼”为例，米饭煮熟后，用铁锹挖出，堆放在有木格的木板上，待其冷却几分钟后，几个工友站上饭团，光脚用力去踩使其成型……直到1974年，酒厂的第一台制印饼机投入使用，工友们的劳动量才有所减轻。

　　老员工关世光曾是上山下乡的知青，1976年后进入酒厂。每次回忆起那段岁月，老关都揶揄曾锐生，“他踩得最有节奏，踩出的酒饼又整齐，每次厂里搞晚会，我都说叫他表演个‘踩饼舞’。”曾锐生从来也没跳过“踩饼舞”，对他而言，饥饿辛苦仍是最深记忆，“我当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常常踩半小时就饿了，一天下来，累到脚都抬不起来。”

　　在当时酿酒设备落后的情况下，另一大车间蒸酒车间的工人也十分辛苦。酒厂的老工人说，曾有一种说法：“大暑天时足否灶口，有裤不着搅裹肚，有女不嫁蒸酒佬”。

　　曰：米酒外销嫁娶内销优先划拨粮食，有专供电路，通过“关系”搞到一两瓶米酒大有面子。

　　尽管劳动条件和生产设备落后，能进厂做工仍让不少人艳羡。摆弄威水史是老员工们最乐意的事，关世光说，由于体制原因，工厂当时不能搞外贸，广东省食品进出口集团公司（粤食出）1957年注册了“珠江桥”牌商标，九江酒厂生产的“九江双蒸”就冠上此商标，大量出口港澳及东南亚地区。作为南海县为数不多的出口创汇企业，九江酒厂享有优先划拨粮食的“特殊待遇”。而为了保证生产，在电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县政府还特意拉了条专供酒厂的电路。

　　酒厂职工的收入也相当不错。在一斤米市价1毛4，1个鸡蛋卖几分钱的年代，曾锐生进厂当月就拿到32元的高工资。“在机器厂上班，干满3年每个月才拿18块钱，打铁铺的工人那么辛苦，每个月也就20多块”。有趣的是，当时酒厂双职工家庭比较多，“除非是实在找不到对象了，大多数人都是在厂里解决，‘内销’的”。

　　当然，在酒厂工作，还有发酒的福利。每年五一、国庆、元旦，职工领的2瓶“福利酒”总让人羡慕不已。要知道，九江酒厂当时生产的米酒因质优味醇，大多用来出口换汇，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市民亲戚婚娶时，通过“关系”搞到一两瓶九江酒厂的米酒致贺，很有面子。

　　曰：喝酒是羡慕资产阶级一度沦为“老大难”，原料和订单不足，工人不酿酒天天清淤洗墙义务劳动。

　　每次讲完威水史，关世光会停顿半天，接下来的一段回忆他不愿提及，却总也逃不过去。

　　在计划经济时代种种桎梏下，粮食、大豆等原料由国家统购统销，设备陈旧、工艺落后的九江酒厂生产一直上不去。而且，在当时“极左”盛行的年代，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成为判断个人追求“政治进步”的重要标志。“想多喝杯酒吧，怕人家说你‘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多吃点肉吧，又怕人家说你‘缺乏艰苦奋斗作风’。群众都不敢举杯畅饮，酿酒业怎能发展？”关世光无奈地说。

　　1979年前，九江酒厂年产量一直徘徊在3000吨左右。而1976年-1979年四年里，酒厂亏损了近60万元。生产誉满海内外产品的九江酒厂，成了县属工业里的“老大难”。原料和订单不足，酒厂的不少车间时常没事可干。曾锐生所在的制粬车间，常常用一个星期生产出够用的酒饼后，就组织工人义务劳动。有时是在厂里清淤泥，有时是平整厂区路面，有时擦洗车间墙壁，“总之，要把8个小时干完，到下班时间才能走”。

　　曰：三分天下有其一内忧添外患，昔日伙伴成对手，淳厚未变的是对酒的一生之情。

　　转机发生在改革开放后。而今的关世光也成了九江酒厂销售总监。

　　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放宽，南海县委县政府的支持，酒厂的一系列技术改造，酒厂立刻扭亏为盈。淘汰土炉灶，革新作坊式的生产方法，扩建厂房，引进设备后，在广东的米酒市场上，九江酒厂打下了“三分天下”，与石湾、顺德两家酒厂呈鼎足之势。

　　可时至今日，关世光仍在忧虑。由于长期4-10元的价格，加上包装落后，市场上对广东米酒甚至有“民工酒”的尖锐评价；40岁以下的年轻人，消费米酒的习惯尚未养成，存在着消费者断层的危险；外省高中端白酒不断蚕食广东酒业市场……除了“外患”，九江酒厂还有商标之争的“内忧”。随着外贸经营权逐渐放开，工贸之间的分工合作被打破。九江酒厂的自主商标产品“远航”牌开始走出国门，而“珠江桥”牌也搞起了内销，昔日的好伙伴在竞争中情谊消退，磨擦升级。自1997年起，为了“九江双蒸”这四个字，双方已足足争执了11年，这场纷争至今仍未落幕。“这一辈子，我就是它的了……”关世光说。而已是制酒粬车间主任的曾锐生，一般情况滴酒不沾，同样也和酒打了一辈子交道，他说，“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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