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拿马到中国“无酒无茅台”

     茅台酒的获奖，犹如一股旋风，点燃了世人对茅台酒的热情。其后，在人们的眼中，茅台酒不再是那土里土气的褐色酒瓶，而是闻之即醉，醺人肺腑的甘露。

     清末的茅台酿酒作坊，规模大小不等，数量不断增多。最为著名的仍为“成裕”、“荣和”、“恒昌”3家。

      获奖以后的贵州茅台酒声名大噪，华氏的酿酒烧房抓住时机扩大生产，产品由其在茅台与贵阳的盐号协助销售。早前从乃父华联辉手中接办酒厂的华之鸿，经商、从政均属干才。辛亥革命前曾任仁怀厅儒学训导。接手永隆裕盐号后，因经营有方，成为巨富。华之鸿视野开阔，不仅参与兴办贵阳通省公立中学堂，创建贵阳文通书局，还资助创办《黔报》。清末，革命风云激荡，华氏积极鼓吹立宪，为贵州宪政预备会重要成员，先后任多个官职。而就在他接办酒厂的第二年，茅台酒一举夺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不久华氏彻底退出政界，专事民族工业的发展，但“华茅”却成了茅台酒中一块响当当的品牌。

      创办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的“荣和烧房”，原名“荣太和烧房”。坊名系取3名投资人中石荣霄、孙全泰两人姓名中一字，与另一投资人王立夫所开盐号“王天和”号名中的“和”字组成，利润则按股提取。

     “荣太和烧房”创办未几，孙氏以家离茅台较远撤出，由石荣霄以200两纹银充股金、股息退返与孙，烧房遂只属石、王二姓，名称亦改为“荣和烧房”。

     相对说来，“恒兴烧房”建立得比较晚。老板周秉衡原在贵阳与人合伙做鸦片生意，1929年看重茅台酒节节向高的发展前景，转而经营酒业。其烧房初名“衡昌”，以800大洋在茅台置得足建5间厂房的用地，并修建大窖17个。不意鸦片生意破产，资金捉襟见肘，建厂伊始便不得不解雇工人，在徘徊中熬了七八年。1938年，周氏以酒厂作价入股，与筑商赖永初合组“大兴实业公司”，由赖永初任经理，周秉衡任副职。但合伙不久，周因经营不善与纵欲花酒造成亏空，不得已将衡昌烧房卖与赖永初抵债。赖氏将衡昌烧房相继更名为“衡兴”、“恒兴”，并迅速扩大了经营规模。

      尽管“大政方针，有官皆桐梓；外交礼仪，无酒不茅台”是当年某些小报，用来嘲讽贵州当年的省长、桐梓系地方军阀周西成任人唯亲的一副对联，但1915年以后的贵州真正进入了一段“无酒不茅台”的岁月。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以后，生产茅台酒的作坊如雨后春笋。据1993年出版的新编《仁怀县商业志》统计，民国五年（1916年），该县的酿酒业已发展到307户。

      这一时期，由于商标意识还不甚强烈，除了少数知名烧房外，只要是茅台地区作坊酿造出来的酒，大家可以冠以茅台酒之名。偏偏由于生态环境、气候土壤、传统制造工艺相近，当地酿造的酒却又都有着出类拔萃品质，这就使茅台酒的消费不止停留在上层社会，寻常人家的婚丧嫁娶，节日庆典，亲朋好友相互匮赠，同样也能看到茅台酒的身影。

      作为地方军阀势力，桐梓系集团首领周西成在其执政后办了不少实事。最能显示贵州近代化进程的电力工业与公路网的建设，正是开始于他当政的年代。

      1926年7月，刚刚当上省长一个月的周西成宣布成立贵州路政局，计划兴建由省城贵阳通往湖南、广西、云南、四川周边几省的主要公路,经干线连接各县的支路，以及围绕贵阳修建的内、外环线。上述公路的建成通车，对扩大茅台酒的销路和影响，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1930年，贵州省政府举办的贵州全省实业展览会上，茅台酒无可争议地获“特等奖”，4年以后成都举办的西南各省物资展览会，茅台酒再获殊荣。所有这些对茅台酒生产与销售的扩大，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一时期的贵州省府执政当局，更视茅台酒为珍宝，将其作为政治外交的媒介。据说，周西成当政期间，一次送给南京政府及川、桂、粤军政要员的茅台酒就达千瓶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