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场上的梅贻琦

    　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忆及其父，曾言：“先父在外表上给人印象严肃拘谨，非对熟人不苟言笑，实际上他对生活仍是充满热情的。例如他喜欢喝酒，酒量很大……”
   
　　 的确，梅先生与酒颇有缘分。这在已刊布的《梅贻琦日记1941—1946》(清华大学出版社)里可以得到印证。那六年，总共1700余则日记，涉及“酒事”的文字即不下200处，虽然所叙皆精短简约，读来甚有意味。
   
　　那段岁月，正是梅贻琦教育家生涯中最卓越也最艰难的西南联大时代。当时，抗战大后方局势动荡纷乱，物资奇缺，市价飞涨，生活贫窭。要在如此困迫的时境里支撑办学，其艰巨不言而喻。
   
　　但梅校长义无反顾，坚忍负重。他筹房筹款筹粮筹物，挺着自己清瘦的身躯，四处奔走，疏通关节。其间，自少不了与方方面面各色人物在酒筵饭桌上的周旋应酬，“藉示希望帮忙之意”，有时饭局的安排上“撞车”了，“不便辞却”，梅先生还须“一夕而赴两餐”。
   
　　也亏得梅师海量（据说在清华园“可称第一”），又不惮喝“混酒”（同时喝几种酒），因之觥筹交错，他总能应付裕如。即使这样，也往往不得不陪喝至“酡颜晕醉”。倘若所商洽的事情在饭桌上有眉目，有进展，梅先生自是醉亦“忻慰”；也有好几回，人家入席只管直了喉咙吃喝，“酒食一顿竟无结果”，或者众人都喝得东倒西歪，“原拟饭后商量之事，遂未得谈”，这就未免令梅先生着实郁闷无奈了。
   
　　梅先生原是爱酒的。除了那些不能不强饮的“公事酒”，他平素闲暇时节的“生活酒”，就喝得轻松、随意、洒脱了，每每“极畅快欢洽”。家里有了好酒，梅先生总会携了出门，与三五知交对酌品尝，或者干脆举行家宴，把同事、教授们请来一起分享；他也常常兴致勃勃地应邀参加友人、故旧乃至属下的聚餐，彼此推杯换盏，喝个痛快。
   
　　在这种喝“私酒”的场合，梅先生就变得有点儿讲究起来。他在乎席上酒肴的优劣与否，也会可惜同桌中“善饮者不多”，甚至还会暗怪主人“备酒稍少”，使自己不能再多喝几杯；至于喝得酣然醉态，那更是常有的事。一次，女作家张充和做东，梅先生赴饮夜归，步抵寓所犹晕晕不觉，等到清醒，已走过头好一段冤枉路；又有次，云南名流缪云台请客，梅先生“甫离席即欲睡”，被人搀扶上床，“已自不知一切矣”；还有次，史学家傅斯年在饭后请他鉴赏新购的古董，显然因为酒多力猛，把玩间，梅先生竟将一柄铜剑的尖端“扳折”，窘得他因之内疚了好长一阵子……
   
　　梅先生的公余饮酒，大半在放松心情，缓释时局与校务的沉重压力。喝了酒，他最喜欢的“余兴节目”是谈诗、听曲（昆曲/大鼓）、看竹（麻将或桥牌）。尽管自己乐酒善饮，如果遇到“不甚知饮”又好客的主人，梅先生往往会在席间“以说故事、讲幽默为缓冲之计”，巧妙地调节气氛，让对方能有机会少喝一点，不致尴尬。他对于略为丰盛的餐聚，总“嫌太费”、“嫌铺张”，觉得“当此（抗战）时期，不合规式”。在出席了重庆英国使馆的便宴后，梅先生感慨人家“饭菜极单简，以视吾国人之奢靡，殊有愧尔”！
   
　　经常醉酒容易伤身体。这个道理梅先生当然晓得，而作为教育家，他自不乏“三省”精神。他的日记里，有好几处写道“近来饮酒似体气不胜多量”，“早起觉不适，盖昨晚饮酒稍多矣”，“一日不适，似缘伤酒”。“惭悔”之余，他自律曰：“以后应力戒，少饮”。然而，教育家毕竟也是人，也难免有一般人的弱点及惰性。梅先生虽然时常笔下自责，但写归写，一旦酒到欢洽之际，他又非畅怀尽兴不停杯，甚至还会因为席间有人以“能饮”挑战而“不欲示弱”，再“连进三四杯”，与争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