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嗜酒的缘由

　　酒从产生的那天起，便开始浸润人类社会，与人们的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国是世界上酿酒最早的国家，是酒文化王国，饮酒是古人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且不说帝王将相、平民百姓与酒的关系，只说酒与文人的缘分。我国古代大多数的文人都爱酒、好酒，甚至嗜酒如命。饮酒与吟诗作画几乎就是他们全部的生活内容。因此，他们中许多人常自取或被人赋予了与酒有关的雅号，如“酒圣”“酒仙”“酒狂”“酒徒”“酒雄”“酒鬼”“醉龙”“醉翁”“醉尸”“甜中客”等等许多趣闻逸事至今流传。
　　
　　李白嗜酒如命是无与伦比的。他自称“酒中仙”，人称“酒圣”“酒仙”“酒星魂”。一生喜酒、爱酒，写诗著文时尤其离不开酒。饮酒几乎就是他生命的第一需要。因此，无论隐居、求仕其间，还是得意、流落之时，也不管何时何地，人多人少，有钱没钱，他都要想办法喝酒。暮年时甚至将自己心爱的宝剑换了酒喝。他不但喜欢饮、常饮，而且几乎每饮必醉。他在给妻子的信中称：“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曾为李白妇，何异太常妻。”以至后来“游采石江中，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真是“生于酒而死于酒”。
    　
　　文人喝酒、嗜酒，原因有二：其一，酒是灵感的诱发剂。古人认为，酒能使人的大脑兴奋，使人的情绪和思维进入高度活跃的状态。对于文人来说，酒后能产生异常的创作冲动和丰富的联想，使灵感如泉奔涌，一发而不可收。这是许多文人的共同体验。李白一生写有大量的诗文章来源华夏酒报文，传今的有1050首，其中写到饮酒的就有107首。张旭行草书也是醉中出奇，《唐书·李白传》载：“旭，苏州吴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儒墨而书。既醒，自视其墨，以为神，不可复得也。”
　　
　　其二，酒是浇愁的麻醉剂。古代的文人，有生性豪放，不拘小节者；有恃才傲物，洁身自好者；更有仕途坎坷，怀才不遇者。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面对宦海沉浮、渺茫人生，既不愿折腰事权贵，阿谀逢迎，以求升迁，又无力改变不平的社会现实。于是，便借酒消愁，花钱买醉，以求解脱。
    　
　　人世间的万事万物，皆是福祸相依，利弊相生，关键在于人们怎样去认识它、掌握它、利用它，酒也是如此。饮酒贵在“度”，节量少饮，既是一种享受，又可以达到养生保健的效用，而若超过了限度滥饮，人的本性就要变形。轻者，伤神耗血，损胃烁精，言行失检，惹是生非。重者，伤身减寿，破财渎职，丧智败德。更有甚者，卑鄙淫邪，怀奸纵恶，杀人放火。古代因饮酒不节而失礼、失节、误事者，损人害已者，倾家亡国者比比皆是。单就因贪杯致早丧、暴饮而猝死的文人学士就已令人扼腕而叹：有“七步成诗”之才的曹植，纵酒自遣，31岁便命赴黄泉；陶潜几个儿子的智力因他嗜酒而受到影响，平庸、无能甚至呆滞，没有一个聪明成才的。晚年他认识到：“后代之鲁钝，盖缘于杯中物所害”，可为时已晚；汉魏时期的阮籍只活了54岁，唐代的李商隐46岁，宋代的苏舜钦41岁，清代的龚自珍50岁，曹雪芹40岁。
    　
　　古人在长期的饮酒生活中，不断体会、观察、试验酒对人体的作用，逐渐积累、形成了许多关于酒的知识和经验，产生了两点基本共识：一是，久饮、痛饮，伤身损胃，“过饮不节，杀人顷刻”（李时珍语）。二是适当饮酒，饮法得当，扶衰疗疾，养生保健。古人对饮酒与养生保健的关系早有认识。《诗经· 豳风》中便载有“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称彼兕觥，万寿无疆”的诗句。在中国历史上，确也有许多经常喝酒、甚至嗜酒的人进入寿龄。贺知章、陆游都活了86岁高龄。现代科学告诉我们，酒有提神补气、舒筋活血的功效。尤其是老年人筋力衰疲，适度饮酒能加速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增强消化力和免疫力，确能起到延年益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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