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毛主席送绍兴酒

　　1960年春天，时任绍兴酿酒公司党委书记的刘金柱，根据绍兴县委领导的指示，专程到绍兴柯桥云集酒厂（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前身），在当时云集酒厂书记王阿牛、厂长沈阿华、副厂长鲁吉生的陪同下，一起从酒厂的绍兴酒中央仓库取了9坛绍兴加饭酒、2坛绍兴元红酒、2坛绍兴善酿酒、2坛绍兴香雪酒，共15坛绍兴酒，送给毛主席。
    　
　　9月16日，笔者专程前往绍兴城区的一户普通住户家庭，采访了今年83岁高龄的刘金柱老人，从中了解到了绍兴酒与毛主席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刘金柱，1929年生，安徽太和人。南下老干部，1954年转业绍兴后，曾经绍兴地区专卖公司经理、鉴湖长春酒厂党委书记、绍兴市酿酒总公司总经理等职。
　　
　　“那是1960年春天吧，”随着笔者的提问，刘老的思绪慢慢进入了对往事的回忆，“记得当时正是春榨做酒的旺季”。那时候，刘老的胃病很严重，加上大办钢铁，每天睡在高炉边，吃也在高炉边，非常辛苦。
    　
　　一天晚上，大约10点左右，刘老从厂里回家，刚刚睡下，县里主管工业的王甸阁副书记的秘书严大生就上门找他来了，并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严大生叫刘老赶快到云集酒厂去取15坛陈五年以上的大坛加饭酒。“怎么光要加饭酒，善酿、元红、香雪绍兴酒四大名牌不要？”刘老有所疑惑，但严大生告诉他，县委已经决定，叫他亲自到云集酒厂，去取15坛中央仓库的酒，拿到酿酒公司，直到交给取酒的人为止，如果出一点事情，叫他用性命担保。
    　
　　刘老心想，这个事情可大了。“是不是赫鲁晓夫来了？”他问严大生，但严大生说他也不知道。记得1958年刘少奇路过绍兴时，领导也让他送酒，由王甸阁副书记带队，他和时任绍兴酿酒厂厂长亓辛以及陈传友（云集酒厂建厂18个工人之一）、王宝寿等几个人把6坛绍兴酒送上火车。当时，王光美还站在火车门向他们招手，并表示感谢。“这次的任务这么重要，肯定是赫鲁晓夫来了”。
    　
　　想归想，但作为一名党员，加上在部队待过，刘老懂得党的纪律，知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心想这个事得认真对待，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
    　
　　刘老说，当时，绍兴县里还很穷，工业系统还没有一辆汽车，只有搬运公司有一辆旧的三轮小车，“大概能拉一吨左右的东西”。于是，严大生就让刘老坐着这辆小车，到中央酒库去提酒。
    　
　　刚开到高桥，刘老就看到从西面（杭州方向）过来不少汽车，“起码有几十辆！”。那时候，绍兴到柯桥的路不好，都是石子路，很差，也比较窄。驾驶员和刘老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停下来看看。不一会，长长的车队开了过来，前面有8辆吉普车开路，后头跟着一长串的小轿车，刘老数了一下，“大概有20多辆。” “莫非真的是赫鲁晓夫来了？” 刘老顿感责任更重了。
    　
　　车队过去后，刘老他们把车开到云集酒厂，随后，他立即把当时酒厂的书记王阿牛，厂长沈阿华，副厂长鲁吉生三个人叫过来，告诉他们，县委叫他到中央仓库取酒，并叫他用性命担保，大家要高度重视。于是，几个人不敢马虎，从中央仓库精心挑选了15坛坛身没有瑕疵、质量上乘的绍兴酒。其中，五年陈的绍兴加饭酒9坛，三年陈的绍兴元红酒、善酿酒、香雪酒各2坛。这么搭配主要是考虑到万一有人不喜欢喝加饭，就可以改喝元红、善酿或香雪，要是到时再要的话，跑一趟太麻烦。就这样，刘老让沈阿华、王阿牛他们把酒搬上车，拉了回去。
    　
　　回绍兴后，刘老随即叫来陈传友和王宝寿俩人，把酒挑到办公室一楼大厅，他自己就不走了，晚上披个雨披守着这些酒直到天亮。
    　
　　第二天上午8点半，浙江省公安厅里二位处长开着四辆中吉普车来提酒。其中，二辆吉普车坐人，还有二辆敞蓬吉普车拉酒。车子就停在公司大门口现在的104国道上。
    　
　　最后，公安厅只要了12坛酒，其中绍兴加饭酒9坛，绍兴元红、善酿、香雪各1坛。挑酒时，刘金柱跟处长讲，“你晃晃，泥头动不动，泥头动，就换；泥头不动，你装上去，我责任没有了。”处长一听，说你这人不简单，保密工作好象蛮懂嘛。刘老告诉处长，他在特务连里给连长、指导员当过两年通讯员，怎么做保卫工作多多少少还晓得一点。
    　
　　借着这个功夫，刘老就问处长，“是不是赫鲁晓夫来了？”处长说不是。刘老又问，不是赫鲁晓夫，这酒怎么要保卫得这么好？处长问他，难道除了赫鲁晓夫，就没有重要人了？这时候，刘老忽然想到，可能是毛主席来了。
    　
　　这天的9点钟，当刘老回家，发现城里都戒严了，不能走了，汽车站也戒严了。后来，他知道原来真的是毛主席到绍兴来了，带着9个省委书记、8个部长，到东湖农场来考察。绍兴酒是名牌，毛主席到江南来，当然得尝尝这个文章来源华夏酒报酒。
    　
　　可见，绍兴老酒的魅力的确非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