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杀的是茅台，宠坏的是“三公”

　　　 2012年伊始，备受关注的胡润榜出炉，茅台、五粮液既“有幸”也“不幸”地上了榜。对于民族品牌的上榜，有舆论归结为文章来源华夏酒报政府开销的支撑，给焦躁的公众情绪点了一把火。一时间，上海市人大代表的发言，把茅台送到了风口浪尖。

    　有一个场景每天都在中国的万千家庭中上演：一个小孩被桌椅绊倒跌在地上哇哇大哭，父母或长辈赶紧跑过来扶起哭喊的孩子，并踢打桌椅安慰孩子说：“好了好了，不哭了，我替你收拾它！”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固化教育模式，助长着孩子的任性乖张。

    　教育专家云：家长，尤其是老人，长期溺爱孩子，孩子遇到挫折或困难，就会先找别人的茬儿。”这何其不是现实中国的写照？投射到捧杀茅台事件上，我们不难看出这样的逻辑——公众对于政府的行为，采取的是一种家长式的溺爱娇惯方式。三公消费本来不合情也不合理，应该从根源上扼制。而公众责罚的则是他们的消费对象——茅台酒，以这样的方式来监督政府开销，南辕北辙，永远无法收到应有的效果，反倒助长了其遇到困难“先找别人茬儿”的思维惯性。

    　从上海市人大代表的发言看公众的反应，这种理论大有市场，我们为之骄傲的开放、公正、现代化的“东方之珠”，居然会出现这种匪夷所思的“无厘头”建议，在我们高呼去行政干预化的今天，仍然有人向市场调节的无形大手施行政干预的“无影脚”。要知道，公众发泄的是怒气更是怨气，而代表们也在纵容这种非理性的声音，从这种意义上，也是代表们把自己预设为“衣食父母”所致。

    　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开放的中国以包容的胸怀迎来了拉菲、路易十三和皇家礼炮，但却无法以同样的规则，给予自己的民族品牌以“国民待遇”。

    　将茅台酒纳入禁止消费清单中，是一种立法立规的方向性错误。真正的政府行政透明化、公开化是一个渐进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立法立规方向应该是紧缩源头，遏制从中滋生的腐败和权力寻租。

    　更何况，我们在打打闹闹的一场荒诞戏过后，迎来的是国外看客们的冷眼旁观。而我们想要去挖掉的，正是祖祖辈辈辛苦奋斗来的少数几个能够代表中国的民族精品大树。

　　大树轰然倒下之时，是外面看客们的齐声鼓掌，因为他们看到了让出来的市场和中国人在消费选择上的不自信；而被冲昏头脑的国人也在鼓掌，掌声过后我们看到的是民族品牌生长过的那片土地上，荒无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