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蜚声于世 清香久远（三） 评酒会加冕“国家名酒”

　　掩不住的“名酒”光芒

　　6月25日，“四大名酒荣耀60”采访团记者在汾酒集团的酒都宾馆见到了前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副董事长,今年80岁高龄的齐印增老人。提起汾酒获得“国家名酒”称号的事情，老人顿时神情激动。

　　第一届全国评酒会召开的时候，齐印增正在山西太原酒业专卖处改制厂（后于1954年12月与杏花村汾酒厂合并）工作，当时改制厂的主要业务是负责杏花村汾酒厂产品的灌装、包装与销售。

　　齐印增回忆说，当时条件非常简陋，灌装的时候要先把酒从酒篓倒进缸里，再把一个油桶截成两半，用一块白布把油桶的嘴子和胶皮管连在一起，做成个漏斗，之后从缸里舀出来的酒就是通过这个“漏斗”往瓶子里装。“洗瓶子都在院子里，没有专门的房子。没有热水，就拿几块砖垫起个油桶烧水。”

　　就是这么简陋的条件，在当时却发挥了很大作用。第一届文章来源华夏酒报国家名酒评比是从市场上选样，有些酒厂连简陋的包装条件都没有，就委托齐印增他们的改制厂给包装。“第一次评酒时，山西报了2家企业。除汾酒外，潞城有一家露酒厂产品也很不错，他们也是委托我们给做包装。”

　　尽管改制厂的条件简陋，在管理上要求却十分严格。“酒从杏花村送来以后，都要验度过秤。度数必须够65度，不够的话就会被扣下来了。”齐印增回忆说。

　　简陋的条件掩盖不住名酒的光芒。在1952年第一届全国评酒会上，经过严格的筛选，汾酒、茅台、泸州老窖和西凤脱颖而出，成功加冕首届全国评酒会“四大名酒”。名酒之誉的获得甚是鼓舞人心。在弥补战争创伤、百废待兴的基础上，汾酒人历经艰难，迅速恢复了生产和声誉。

　　成就“汾老大”辉煌

　　1952年9月，国家投资13万元对汾酒厂首次扩建的项目投入生产，生产能力增加至600吨。到1953年，汾酒厂的年总产量为681.15吨，完成工业总产值74.13万元，实现利税61.85万元。

　　1964年，受原轻工部指派，时任轻工部食品发酵工业研究所所长秦含章带领科研小组进驻汾酒，进行了一年零四个月的蹲点试验归纳，这就是白酒发展史上有名的“汾酒试点”。汾酒的酿造工艺经过不断地总结和完善，最终得到了提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汾酒厂的生产面貌更是日新月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逐渐涌动时，汾酒人大刀阔斧地实施改革，率先进行了企业扩权、利改税、厂长经理负责制、经营承包制等企业改革，顺利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1979年，汾酒和竹叶青酒在第三届全国评酒会上再次被评为国家名酒。

　　携名酒之势，汾酒在1979年之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

　　——1979年到1981年，汾酒进行了第一轮的大型改造。总投资达615.15万元，新建酿酒车间1座，投产后全厂年生产能力增加至3200吨。

　　——1983年7月16日，汾酒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扩建项目破土动工。前后经历三期建设，名酒产量猛增至9000吨，工业总产值增为5862万元，实现利税1110万元，提前一年半完成了“六五”计划。

　　——1992年7月16日，低度汾酒万吨技改工程破土动工。总投资3.2亿元，总建筑面积53万平方米，1995年底扩建工程全部竣工，汾酒年生产能力首次跨越万吨。

　　在汾酒厂工作了40多年的常贵明，曾在《我与汾酒》一书中，坦露了当时的内心斗争：“事实上在每项工程的决策过程中，充满着剧烈的思想斗争，针锋相对的争论，以及对决策失败的担忧和恐惧。……酒是什么？易燃品……一旦发生意外，等待我的便是囚车和牢狱……但我更想到汾酒事业的发展，不能没有人作出牺牲，付出代价，不冒风险便一事无成！”但事实证明，这些以风险和牺牲为代价的技改项目为汾酒的后续发展增加了后劲，将汾酒的事业推向了一个更高更新的阶段。

　　在1984年、1989年的第四届、第五届全国评酒会上，汾酒蝉联“国家名酒”称号。继1986年获得国家最高企业质量管理奖之后，1988年，汾酒又获得首届中国酒文化节“王冠奖”；1990年，汾酒获得国家级企业技术进步奖。汾酒的产品质量、数量、利税连年以两位数增长，连续被评为全国500强最佳经济效益企业之一；综合经济效益从1988年起连续6年在全国白酒乃至食品行业遥遥领先，成就了“汾老大”王者的辉煌。


1964年，轻工部在汾酒厂搞科研试点时，工作人员与著名酿酒专家秦含章、熊子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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