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悉《华夏酒报》推出大型系列报道《四大名酒荣耀60》,86岁的王秋芳老人很高兴,爽快地接受了《华夏酒报》记者的采访预约。
翌日下午,记者来到王秋芳老人家里,她早已准备好了厚厚一叠关于首届全国评酒会的资料。在一本微微泛黄的旧画报上,记者看到了当年的她:穿着一件白大褂,扎着两根粗粗的大辫子,脸庞上充满年轻的活力与朝气,正坐在试验台前,进行酒样的定性分析。
“那时候我才20多岁。1952年的第一届全国评酒,就是在这个实验室里进行的。”随着王秋芳的讲述,关于首届全国评酒会的回忆一点点地呈现出来。
摆了一屋子“光瓶酒”
1952年是我国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的最后一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即将步入正规化管理,第一届全国评酒会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举行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为什么选择酒行业来开展这样一次意义重大的全国性评选呢?这与酒行业特殊的社会地位有关。”王秋芳说,早在解放区时期,人民政府对酒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就非常重视,实行了严格的管理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在礼宾、待客等很多场合都要用到酒,对酒类产品的需求进一步扩大,酒类产品的社会地位随之不断提升。基于这种情况,当时的中国专卖事业总公司召开了全国专卖工作会议,着重了解并讨论了酒类行业产销情况以及产品质量水平,以明确今后酒业的发展方针,并决定由各地选送酒样,进行统一检测。第一届全国评酒会由此拉开帷幕。”
随着评选活动通知的发出,酒类生产企业热情高涨,精心挑选的酒样从各地不断汇集到北京。
“当时,国内的行政管理以大区为主,分为华北区、东北区、西南区、西北区等等,酒样甄选和征集工作也是由各大区分别执行的。”王秋芳回忆说,经过层层选拔,最后获得送产品去北京参检资格的企业都非常激动,“就像今天奥运会运动员的选拔一样,优中选优,最有实力的选手才能获得参赛资格,这种喜悦和自豪的心情可想而知”。
最后,一共有103个酒样选送到北京,其中白酒19种、葡萄酒16种、白兰地9种、配制酒28种、杂酒24种、药酒7种。
王秋芳依然记得当时的情景:“酒样送来后,我们就把它拆箱,分类摆放好。当时酒类产品的朴素包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没有包装盒,也没有异型瓶,有的瓶身是白色的,有的是褐色,瓶身上贴个简单酒标,最后,屋子里密密麻麻地摆满了光瓶酒。”
“三点一线”的生活
参检酒样准备就绪,检验工作开始了。
“全部酒样检测工作都在当时的北京实验厂(其后更名为国营北京酿酒厂、北京酿酒总厂,2000年8月改制重组为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酿酒专家朱梅工程师曾经先后在比利时和法国学习酿造技术,后在烟台张裕酿酒公司工作。这次评酒会由他全面负责。”王秋芳介绍说,酒检工作组的成员还包括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生辛海庭、日本籍技术员王明爱、从石家庄露酒厂调来的工人马占文,“我当时只有20多岁,也是酒检小组的一员,那时候完全没想到这次检验对行业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就是觉得组织把这项任务交给我们,非常光荣,非常激动。”
那段时间,参与工作人员的日常生活几乎可以概括为“三点一线”。
王秋芳回忆道,那时候根本没有礼拜天、休息日的概念,甚至也没有上班、下班的区分,“检验小组的全体成员就住在厂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的时间,大家都在工作地点。”她说道,要么是在做化验、测评酒样,要么就是在查阅整理资料,为评酒工作进行理论储备,“总之,我们都是充满了一腔热情,差不多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里10点多,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就是一定要把检验酒工作圆满完成”。
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很多看似与检验酒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作,同样需要小组成员亲力亲为。“比如一些实验设施的完善,从设计、分析测定程序的制定,药品的配置标定,操作反复练习实样测定等等,而且运转起来完全正常。现在想来,那时候真是胆子大,很好学,也敢于动手、敢于试验,觉得没有什么困难能阻挡我们去完成这项工作的目标。”伴随着回忆,王秋芳感慨地说,经历过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全国评酒会已经成为她记忆中挥之不去的暖色。
时至今日,当年一起过“三点一线”生活的评酒员伙伴们相继辞世,“第一届全国评酒会结束后不久,王明爱就被遣返回日本;随着时间推移,我的导师朱梅工程师、老友辛海庭工程师都已故去。他们为酒业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以及积极进取与探索的精神,值得人们铭记”。
四大名酒的四大“标准”
汾酒、茅台、泸州老窖、西凤,四大名白酒从首届全国评酒会中脱颖而出,“四大名酒”的荣耀延续至今。而当时评酒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评酒结果是如何产生的?其间细节已逐渐被历史尘埃所掩盖。
“在首届全国评酒会60周年这个特殊时期,我觉得有必要重新回顾一下评选过程,搞清楚荣誉是如何得来的,这样才会加倍珍惜爱护它。”王秋芳说。
评酒地点选在北京实验厂,是因为这里有一个设备水平在当时比较先进的实验室,具备酒类检验、化验能力。“北京实验厂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最早建立的国营白酒厂,目的是为了改进白酒生产的传统操作、节省工人体力、提高劳动效率,用科学指导生产。所以,建厂初期就筹建了技术研究室。”王秋芳介绍说,这个研究室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对白酒生产过程中的原料、半成品及成品进行分析,以科学数据来指导、改进生产,这些条件正好为酒检工作提供了“硬件”支持。
接下来就要解决“软件”的问题。“摆在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要找到检验酒的方法。当时酒类尚没有统一的检测方法。”王秋芳说,“那时对检测酒还没有明确概念,此前大家虽然都从事了一段时间酿造和研究工作,但由于没有检测标准,怎么能分辨出产品质量的优劣呢?在朱梅工程师的带领下,我们从最基本的工作做起。”
首先是查阅资料。受当时条件所限,检验小组费了好大力气,也只搜集到有限的书籍。王秋芳至今还清楚记得那几本书,分别是李颖川著的《食品检验及分析方法》、曾瑞显著的《工业化学分析法》、山田正一著的《酿造分析法》,以及田中芳雄著的《化学工业试验法》。“没法不记得这么清楚,因为这就是当时我们手上的全部资料,而需要学习和了解的知识又太多,大家结合检验酒工作的实际需要,看书、讨论、试验、总结,然后再与书里的内容相互印证,到最后,这几本书都被我们翻烂了。”
通过反复的研究、试验和总结,检验酒小组终于制定出一套针对白酒的分析方法,其中包括对酒精度、酯、醛以及杂醇油等物质的检验,朱梅工程师提出,以酯、醛和杂醇油等物质含量的高低,并结合品尝酒样的感官体验,作为酒质评判的标准。
对此,王秋芳认为,这种对白酒产品的检测方法也基本沿用到今天,只是在此基础上增添了更多的科技应用和检测手段,“从这层意义上来说,第一届全国评酒会为白酒行业奠定了质量检验、测评的基础”。
有了检测方法,“软件”问题似乎也顺利解决了,但检测工程完成了上级的要求,在酒中选出最优质的酒,要符合理化指标的要求外,还要通过品尝确定产品的水平,并制订了各种酒的入选条件。朱梅工程师提出,全国范围评出的优秀产品,除了品质优秀这个基础条件,还应该是老百姓熟悉并喜爱的。
王秋芳回忆说,经过大家讨论,一致同意将产品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市场影响力纳入评酒标准。
这样,首届全国评酒会的标准就完全“出炉“了。标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首先,品质优良,符合高级酒类标准及卫生指标;其次,要在国内外获得好评,并为全国大部分人民所欢迎;再次,要历史悠久,已在全国有销售市场;最后,还要有特殊的制造方法,具有地方特点,他区不能效仿。
在朱梅工程师的指导下,完成检测后,又对酒样评定后,写了报告,递交了专家全体会议审定;根据以上四大“标准”,检测酒小组成员 对全部103个酒样进行了认真的检测品评,汇总编辑成《中国名酒分析报告》,送交中国专卖总公司第二届专卖工作会议审议,经会议审议后,向全社会公布——汾酒、茅台、泸州老窖、西凤从19个白酒产品中脱颖而出,勇夺桂冠,四大名酒荣耀问世。
在此后整整60年的时间里,这一结果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白酒行业的进步与发展。
“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四大名酒的优异品质,各有特点,与众不同,的确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王秋芳似乎陶醉于回忆之中,“拿汾酒来说吧,那时候还没有清香型的技术概念,但就是感觉这个酒香得真‘轻快’,那种感觉让人充满愉悦,好像走在树林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经过大胆的探索实践,终于完成了第一届全国评酒的任务,评酒小组的每位成员都非常高兴,“因为通过名酒评选,进一步加深了老百姓对名酒的了解和认识,为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有益帮助”。
“军事化”评酒
相比于今天的先进技术理念和设备工艺,60年前的第一届全国评酒会显得分外“简朴”。“当时甚至没有给四大名酒颁发奖牌或奖状,只是把评选的结果公布出来而已。”王秋芳笑着说,那时候人们的思想也特别单纯,无论是酒厂选送样品,还是检测员化验品评,每个环节都没有一点杂念,“就是简简单单地想着,要检验评选出最优秀的产品来,向人民汇报”。
此后,王秋芳又相继参加了第二、三、四届全国评酒会,这种“简朴思想”也一直传承下来,逐渐成为全国评酒会上不成文的组织纪律。在她的记忆中,1979年第三届全国评酒会在辽宁省大连举行,当时的评酒地点选在一个部队营房里,半个多月的时间,所有评酒人员都没有迈出过军营大门,几乎是与外界隔绝了,“我们大伙互相开玩笑,说咱们在屋里评酒,屋外还有哨兵给站岗呢”。
除了环境因素,评酒的组织、管理和流程都非常严密,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制度,分工负责,一组负责在后台组织酒样,并端送到前台;另一组在前台司职上酒样、撤酒样。“在这样的评酒工作中,完全没有私下交流的机会,”王秋芳说,在评酒之余的休息时间,大家也会聊天,但内容绝对不涉及评酒的有关内容,“这就是组织纪律,评酒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要把它完成好,评选出真正满足人民喜好与需求的名酒,我们就必须严格遵守组织纪律。”老人的语气此刻非常严肃。
评酒·奥运会·戛纳电影节
时光荏苒,第一届全国评酒会已过去了60年文章来源华夏酒报,最后一届全国评酒会也距今有23年。
对于全国评酒会的作用和意义,王秋芳坦言,从历史的角度讲,它促进了中国酒业技术的进步和质量的提升,并对市场理性消费起到了引导作用;而着眼未来,也是对中国白酒国际化的有力促进。
王秋芳认为,老百姓的酒类消费意识是逐渐变化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并没有品牌意识,饮酒本身已是一桩美事,不会刻意挑选牌子;后来,生活质量逐渐提高,人们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价廉物美的产品受到普遍欢迎;再之后,人民物质生活条件大大改善,名酒的价值充分释放出来。
王秋芳把全国评酒会比喻成“奥运会”:“刘翔跨栏的成绩优秀,需要在这样一个舞台上展示出来,并且以此为鞭策,不断提高自己的成绩,对于酒行业也是同样的道理。全国评酒会好像一面镜子,让酒行业不断地自我审视并自我超越,与时代共同进步,更充分地满足人民需要。”
在这一点上,王秋芳对当年“凤凰落地”与“凤凰涅槃”的往事印象很深刻。西凤酒在第一、二届全国评酒会均入选全国名酒,但是在第三届全国评酒会上却铩羽而归。这在西凤酒厂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评酒会后,全厂上下,全力以赴,提升酒质,极大地促进了厂内科研工作的开展,终于在第四届评酒会上又回到了全国名酒的行列。
“行业要发展,企业要进步,技术人员要学习创新、提高水平,这个过程没有终点,不能有片刻松懈,全国评酒会就是其源源动力。”王秋芳认为,要想在“奥运会”上摘金夺银,不仅要锻炼自身,还要关注竞争对手,彼此交流、相互印证、共同提高,持续、长久地向前发展。
此外,全国评酒会还有塑造品牌、成就经典、传播文化的积极作用。以1963年的第二届全国评酒会为例,王秋芳回忆道,当时有多个浓香型白酒产品获奖,促使会后企业展开对此的研究,随后浓香型白酒在市场上流行开来;而在1989年的第五届全国评酒会上,低度白酒崭露头角,又引发了新的白酒消费趋势。
“因为全国评酒会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其技术导向又转变为市场导向和品牌导向,老百姓对评酒结果是乐于接受的,将之作为消费依据,理性选择、文明饮酒。而这又进一步推动了酒文化的进步。”王秋芳将这种多层次的引导作用比喻为“戛纳电影节”,通过专业视角,让大众了解优秀的“作品”,认知品牌、认同文化,促进名酒品牌内涵价值的市场化、国际化,“我们有丰富的文化基础,有杰出的名酒品牌,有典型的品质特色,通过全国评酒,让广大消费者懂得欣赏,乐于欣赏。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它的影响力还将扩大到全球范围,为我们的名酒走向世界起到积极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