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为何爱劝酒

　　劝酒，本源于敬酒，古代中国缺乏公共生活，社交以聚餐和看戏为主。清末来中国的传教士惊讶地发现，每个村都会定期聚饮，且各司其职，组织完密。一位神父因购地纠纷，不得不向村民赔偿一笔钱，他想购买农具、文具折抵，但村民认为，那样分配难以公平，不如聚餐，这才最公平。神父勉强同意后，表示愿意出面组织，可乡民谁家出碗，谁家出凳子，菜品分配等，瞬间就已商量好。

　　古人喜敬酒，因为酒的度数比较低，唐代酒一般只有0.5度，是汉代的3倍，故宋代人说：汉代之酒，略具酒味而已。唐代以前，中国基本采取分餐制，敬酒有条不紊，不显吵闹。随着佛教传入，印度桌椅等渐次在中原普及，中餐走向聚餐制，虽然加深了彼此的感情，却也带来噪音过大的问题。

　　传统餐饮既然负担着社交功能，所以时间往往延宕，唐代一宴经常是从午至昏，长达八九个小时，清代河工宴更长达三天，还要聘请剧组唱戏，往往人去楼空，台上仍然哼唱不已。清代学者恽毓鼎在《澄斋日记》中记载，他常常一天赶几个席，一月之中，无席之日不过一周，他当时是个闲散官，吃了别人要回请，可他收入低，哪里请得起呢？只好负债撑面子，这几乎是清代的通例。一顿饭要吃如此长的时间，话题自然会渐渐枯竭，必须创造出许多游戏方式，劝酒因而勃兴。

　　老北京劝酒名堂甚多，分文敬、武敬、罚敬等，有行酒令的，有抽酒筹的，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说辞，蔚为大观。

　　西风东渐后，刚到中国的西方人对劝酒深恶痛绝，欧洲在文艺复兴前也是聚餐制，但以后将分餐制看成是文明的体现，所以对中餐评价很低，遇到劝酒时，甚至会愤然离席。

　　明代利玛窦来中国时，曾对米酒大加赞赏，认为比西方最好的葡萄酒更美味，马戛尔尼访华时，乾隆也赐给米酒，其中加了中药与香料，马戛尔尼赞为世界上最美味的酒。可米酒成本高，国人更多饮用白酒，欧洲人普遍感到难以接受。

　　马戛尔尼本人带有偏见，看到船上死掉的猪扔进河中，普通中国百姓群起打捞，并争抢起来，他在日记中感慨中餐不讲卫生。其实，马戛尔尼使团得到了超规格的招待，为让他们能喝到鲜奶，还给船上送了两头奶牛。然而，充满失败感的马戛尔尼还是在日记中不断发泄，他的观点产生了深远影响，中餐在相当时期被污名化，直到“二战”时才有所改变。

　　今天，法国人敬酒时也互相碰杯，并互道“干”，这是受中国劝酒文化的影响，不过，劝酒确实有不文明的一面，逐渐消退，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