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康：大时代，大品牌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冬十一月十五日，曹操平定北方后，率百万雄师，饮马长江，与孙权决战。是夜明月皎洁，他在大江之上置酒设乐，欢宴诸将。酒酣，曹操取槊立于船头，慷慨而歌。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此等“英雄”，曹操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分量。走在曹操慧心独创的九曲十八弯的运兵道里，我们似乎可以听得见战马激越嘶鸣，看得见旌旗猎猎飞扬。英雄也是知酒、懂酒的，一首《短歌行》，打着酒的旗号，实则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天下贤能之士也。

    　酒里乾坤大，杯中日月长。一杯纯酿，承载千年时光，便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曹操，也已相去我们1800年。万间宫阙都作了土，唯有杜康，宛如一个不老的智者，笑看风云变幻，静观日升月落，汲取天地精华，以心血酝酿美酒，在千年后的新时代叙写大篇章。

文化名酒的复兴

    　从小康型到富裕型社会的转型期，是消费者重塑精神家园的时期，也是文化名酒崛起的黄金期。

    　2002年～2012年，被誉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的“黄金十年”，中国完成了由温饱向小康型社会的跃进，而这十年也是白酒发展的“十年黄金期”，很多白酒企业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在这十年里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实现并保持着跨越式的增长。一如茅台酒十年来的一路高升，是这个时代“国富”的最佳代表。

    　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以及严控“三公”消费的政策影响，2012年，白酒行业增速出现了集体性下滑。

　　2013年春节过后，曾经风光无限的高端白酒销售受挫下滑加速，一切迹象表明，酒行业高速发展的黄金期已经过去了，产业开始步入了白银期。

    　过去的十年，白酒行业更多的是在提价格、提运作。而2013年开始，中国社会在完成了向小康社会跃进后开始向富裕型社会转变。富裕型社会，人们从物质型需求向发展型需求转变，人们需要精神上的归属。

　　那么，在下一个“十年”，白酒企业要赢得市场靠什么？要讲究精神归属就要塑造文化，要让白酒的文化与消费阶层的价值观产生共鸣——谁率先形成这个价值观，谁就占领了未来的市场，消费者认同一个品牌所传递出来的价格观，是未来十年白酒发展的主旋律。

文化名酒，战鼓擂响！

千年美酒，唯有杜康
    　一杯杜康，天下故乡！唯有和中国文明史同频共振的文化名酒杜康，可以成为大国民时代的全体国人的精神渊薮！

    　桃园三结义、煮酒论英雄、杯酒释兵权……从古至今，白酒与文化始终难舍难分。文化如同一面镜子，见证了我国白酒行业几千年的发展。
　　尽管国内白酒品牌多达数千个甚至上万个，但杜康是中国公认的酒界鼻祖、白酒之源，在历史文化底蕴以及品牌感召力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先天优势。五千年的历史背书是独一无二的，是所有白酒只能望其项背的，酒祖的光辉足以让杜康灼灼耀眼，也让其他白酒黯然失色。

底蕴是最好的营销

    　杜康酒因杜康始造而得名，有“贡酒”、“仙酒”之誉。

　　据传，杜康系黄帝时代人，初为黄帝属下的牧羊工。他从“空桑秽饭，酝以稷麦，以成醇醪”中得到启发，反复研试，遂得酿酒之秘，造出了开天辟地的第一杯秫酒，奠定了我国白酒制造业的基础，人们尊杜康为酒神、酒祖。

    　魏武帝曹操“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名句，更是把杜康酒文化推向了极致。

　　此后，文人骚客们争相咏唱。

　　曹植《七启》诗中有“春清漂酒，康狄所营，应化则变，感气而成”之句。

　　东晋陶渊明在《止酒》诗题材下自注云：“仪狄造，杜康润色之”。

　　前秦赵整《酒德歌》中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识，仪狄先知”。

　　唐代大诗人杜甫曾吟“杜酒频劳劝，张梨不外求”。

　　白居易也在《酬梦得比萱草见赠》中曰：“杜康能解闷，萱草解忘忧”。

　　唐代诗人皮日休《酒床》诗中更有“滴滴连有声，空疑杜康语”之句。

　　北宋哲学家邵雍还在其《逍遥津》中写道：“总不如盖一座安乐窝，上有琴棋书画，下有渔读耕樵，闲来了河边钓，闷来了把琴敲。吃一辈子杜康酒，醉乐陶陶……”

　　酒能助兴，酒能激发灵感，在历史的文章来源华夏酒报长河中，诗人们留下了无数杜康的美名。

天时地利人和

    　厚重的文化赋予了杜康卓越的人灵魂，而旺盛的生命力则需要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浇灌和培育。杜康要通过适于2013年的“窄门”，实现文化名酒复兴，必须在一个大时空的框架下重新定义白酒行业的天时、地利和人和。

　　所谓，大时空不是“借势”，也不是“用术”，而是“得到与行道”，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天时”的本质不是历史故事，不是外因驱动的黄金十年，而是沟通古今，面向未来。

　　当前，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在世界经济风雨飘摇的时候，谁将主导世界新的经济格局？

　　每一次大的经济变革，都会崛起新的经济中心。上世纪70年代，日本凭借汽车和家电产业，崛起于世界；20年后，美国凭借信息革命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再一次引领全球经济增长；进入21世纪，“金砖四国”让世界经济看到了新生的力量，其中，中国的发展又遥遥领先俄罗斯、印度和巴西三国。

　　2013年，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了“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昭示着，中国进入全面复兴的大时代。

　　五千年的沧海桑田，五千载岁月沉淀，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五千年的老字号品牌，中国复兴大时代，需要同样有着深厚底蕴的大品牌——“杜康”复兴的时代已经到来。
    　“地利”的本质不是古窖、神秘微生物群，也不是产区，而是经济环境和经济文明。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先后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岛设置经济特区，作为吸收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的视窗；又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增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区为经济开放区，经过多年的实践，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

　　30年的改革开放，不光在中国，在国际上也有深远的影响：人民的生活完成从温饱转向基本小康的社会转变，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大大增加。

　　2012年11月，国务院批复《中原经济区规划》，经济区范围包括河南全省及山东、安徽、河北、山西12个地市3个县区，总面积约28.9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1.5亿人。中原经济区面积及人口居全国第一位，经济总量仅次于“长三角”、“珠三角”及“京津冀”，列全国第四位。中原地处中国黄河中下游，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地理位置重要，经济总量大，市场潜力巨大，文化底蕴深厚，在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作为河南的知名品牌，杜康将凭借中原经济区优势，巨大潜力市场，找准发展着力点，让经济优势变为品牌发展优势。首先是整合省内资源，然后大力拓展“中原”空间，继而辐射全国，资源成为杜康品牌发展的加速器。

    　“人和”的本质不是政商一体化，不是三公消费，而是“根文化、家文化、和文化”的亲情感召。中原历史文化的“根文化”，包括中华民族之根和中华文化之根。中华民族之根体现的是血脉之根，中华文化之根体现的是文化纽带与精神维系。

　　在中国《百家姓》的姓氏中，有一百七十一个起源于河南或部分源头在河南，其中前一百个大姓中有九十七个姓氏均与河南有关，七十七个姓氏直接起源于河南，有九十八个姓氏的郡望地在河南，这是中华民族的“血脉之根”。

　　在二十四史中有纪传的五千七百位名人中，汉、唐、宋、明时期河南籍名人已达九百一十二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五点八，位列中国第一。如谋圣姜太公、道圣老子、医圣张仲景、科圣张衡、诗圣杜甫、画圣吴道子等都是河南人，不仅数量多，而且级别高，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科技等方面都充分体现了河南的“文化之根”。根源于中原河南的杜康，有着中华民族的“血脉之根”，更有着酒祖杜康的“文化之根”，让人们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亲切和归一。

    　除了“民族之根”外，杜康还有着杜康人自己的“根、家、和”：拥有白手起家、独具智慧的掌舵人，拥有全国最具快消品操作经验的一线顶尖操盘手，拥有全国一流的经销商团队。

    　《孙膑兵法·月战》曰：“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

　　如今，杜康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复兴之路已经徐徐展开。

大品牌，大杜康

    　慢慢快快——成吉思汗作为一代战神，其战略战术无人能出其右！杜康的“中国四度“，成就其为新时代的商业战神，也必将成就其白银十年间文化名酒的龙头地位。

    　杜康酒虽名满天下，曾经倾倒无数王侯将相及贤才达仕，如今，杜康要再现昔日荣光，开启了“名酒复兴”之路，虽然路漫漫，但杜康具有的中国高度、中国深度、中国广度以及中国速度，终将拂去尘劳，明珠照破山河万朵。

中国高度
    　作为中国白酒行业的鼻祖，杜康对后世酒业的发展影响深远。他的历史贡献在于创造了秫酒的酿造方法。秫酒就是用黏性高粱为原料制成的清酒，即粮食造的酒。

　　此外，酿酒得有曲，这就是杜康酿造秫酒时传下来的“规矩”，而用酒曲作为糖化发酵剂的酿酒法是我国所独有的，除了啤酒的酿造方法来自国外，我国各种酒的酿造都离不开酒曲。白酒鼻祖的杜康代表着这个行业所能达到的最佳高度，一如：可乐饮料中的可口可乐，智能手机的Iphone。

中国深度

    　五千年的华夏历史源远流长，五千年的杜康见证了每一个重大时代的滚滚车尘。

    　杜康初酿酒时，正是黄帝部落崛起时，人类社会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型，农耕文明开始，人类社会正式进入文明社会。

    　几千年后，枭雄曹操的一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足见杜康在当时社会举足轻重中的社会地位以及千年来杜康的日益发展。

　　彼时的曹操忧的是国，忧的是民。天下纷争，政权分裂，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巨大动荡的旋涡之中，与此同时，由于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此外，人才选举制的改进促进社会阶层的改变，大动荡带来的是大变革，大变革启动的是大发展。正是有了魏晋南北朝的大动荡，才有了随后唐宋的大发展。

    　1972年9月，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应邀来我国访问，他非常了解中国文化，认为“天下美酒，惟有杜康”。

　　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复兴杜康，为国增光。”杜康酒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那时，杜康酒紧俏得很，县长批条子也只能搞到一箱！可见杜康酒当年之辉煌。

    　五千年的历史，荣辱衰败，在大转折、大发展、大崛起时，都是杜康见证和记录着这些伟大的时期。

中国广度

    　中国人爱白酒，爱的就是醉与不醉之间，那些难以达到的情状，大醉之后，欢愉洒脱的心态。酒是粮食精，此物最有情，才子以此为介，勾画大好河山；佳人以此为媒，诉说枕边情话，无酒不欢，无酒，则事不成矣，何事离得了酒？而其他酒，不可能让人进入如此神仙之境。啤酒太淡，威士忌太柔，葡萄酒太甜，黄酒太酸，唯有白酒，才能浇侠士块垒，发战士豪气，抒诗人才情，启美人心扉。这白酒是东方人共通的无言话语，是中国人人与人之间特有的情愫，是中国人留给世界独有的文化遗产。

　　而杜康，中国白酒的鼻祖，中国白酒的代表，千百年来，任凭沧海桑田，它内敛坚韧又满怀热烈，固守根本又与时创新，杜康的性格正是中国人血脉相承的性格。
    　　
中国速度
    　成吉思汗被誉为东方战神，一生共进行了60多次战争，除十三翼之战因实力悬殊主动撤退外，没有一次失败过。

　　拿破仑曾说：“我不如成吉思汗。不要以为蒙古大军入侵欧洲是亚洲散沙在盲目移动，这个游牧民族有严格的军事组织和深思熟虑的指挥，他们要比自己的对手精明得多”。

    　成吉思汗的战略方针基本上可以总结为四个字：慢、慢、快、快。

    　侦查慢。行军中组织严密的侦察、警戒，及时了解掌握敌情、地形、道路、资源等情况，以保证部队行军安全、随时投入战斗和获得水草丰美的宿营地。“其行军尝恐中伏，虽偏师亦必先发精骑四散而出，登高眺远，深哨一二百里间”。哨马“掩捕居者、行者以审左右前后虚实，如某道可进，某城可攻，某地可战，某处可营，某方有兵，某所有粮草，皆责办于哨马回报”。可见其侦察、警戒保障是如何缜密！

    　首战慢。旁边的营地做好战斗准备，以便追歼来袭之敌，其它各营按兵不动，这样就可以按来袭之敌的规模，使各营地自动进行防御和反击，同时便于及时发现己方问题，出了问题也有机会修正。

    　第一次大规模正面进攻要快。因首战的慢，容易给对手造成错觉，容易麻痹对手，再次正式攻击的时候，集中优势资源快攻，使对手措不及手。

    　第二次打击要快。采取两面或两面以上的攻击，出击的速度要足够快，不给对方喘息机会，一招制敌。

    　成吉思汗赢，是赢在了节奏。敌人总是按照常理去判断战情，结果却常常遭到成吉思汗措手不及的毁灭性打击。

    　对于杜康来说，也有如大汗策略一般的“两慢两快”。

    　前期策略慢。杜康酒，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白酒品牌，要复兴名酒，就要用心做好酒。在后来的酿酒实践中，杜康走访民间酿酒世家，博览史书文献配方，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摸索，进行了870多次试验，终于制成了“清澈透明、柔润芳香、醇正甘美、回味悠长”而独具风格的浓香型杜康酒。

    　对市场渠道的战略准备慢。一方面对外联合工商、公安等多个部门联合打假、正本清源，对内优化梳理产品线结构，最终形成金字塔形产品结构；另一方面调整组织结构和销售模式，将全国市场划分为多个大区，引入大批营销精英复苏全国市场。

    　广告推广促销快。一方面大力宣传统一的企业和品牌形象，一方面推出核心高端产品酒祖杜康，并将其作为杜康品牌形象的产品在全国密集推广，比如在央视多个频道的黄金时段以及省级电视台、报纸、电台等媒体投放广告，举办杜康酒国际文化研讨会，赞助皇马亚洲行、围棋国际大师邀请赛、全国高尔夫职业邀请赛等重要赛事，一步步重塑杜康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推动杜康的品牌价值强势回归。

    　渠道服务、关系营销品牌活化快。杜康目前已经占据了消费者心目中酒祖的地位，未来将继续放大这个独有的优势，推动杜康的品牌价值回归。与此同时，对杜康品牌进行深挖和再造，对杜康进行精准化的品牌定位，通过成立杜康酒文化研究会等形式，让杜康这个古老的品牌焕发青春活力，拉近与消费者的心理距离。

    　在强大的多种力量的支撑推动下，杜康开始了“名酒复兴”的征程，并在短短两年内获得多项荣誉，不仅实现了“杜康”品牌深厚文化底蕴的传承，更实现了在目标消费群体心中“酒祖”的占位，也预示着“杜康复兴”征程取得关键性突破。

    　杜康酿造的美酒，酒仙刘伶不饮则已，一饮三杯，不醉则已，一醉三年。三年的时光，仿若酣梦一场，大梦醒来，仍是满口余香。千年时光，陈年醇香，而今的杜康依然行走在酿制美酒的路上。

（作者系河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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