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百年之后的反思

    　试想一下，如果再举办一次1915年那种世界级规模的产品评选盛会，你认为，现在中国的众多品牌中，获奖的能有多少？能荣膺甲级大奖章的又有几个？
    　也许你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但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近百年之前的1915年，在整个中国政治体制还处于混沌状态，甲午海战之后的中国已经千疮百孔，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之下，陈琪带领的中国代表团文章来源华夏酒报，却让“中国制造”在国际上扬眉吐气，一举获得了1218枚奖章，其中有57个大奖，两者均为世界第一。
    　现在，我们还能是世界第一吗？
    　答案肯定不是，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历经了百年的辛劳和努力之后，我们收获了什么？创造了什么？而又错失了什么？

还原历史

    　1913年，陈琪被当时的国民政府任命为中国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局长，很快，他就开始着手了解各省特产、协调在美国世博会中国场馆筹建事宜。到了1914年的12月6日，陈琪率团由上海赴美国参展。他带去从全国19个省选出的展品10万多件共计1800箱1500余吨。
    　据悉，在当时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除了东道主美国之外，中国为世界参展物品最多的国家。
    　不得不承认的是，1915年中国产品的“旧金山之行”的顺利推进要感谢当时的当权者袁世凯，只不过，这个利令智昏的家伙居然想当皇帝。当年12月，云南首举义旗，南方各省群起响应。这次，北洋军吃了败仗，不得民心的袁世凯不得不于第二年3月宣布取消帝制，很快在郁郁中去世。
    　这样一个乱局之中，也许我们很难明白为何汾酒和张裕等象征中国经济的众多产品能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在我们看来，那一时期的国民经济一定是苦不堪言。
    　但是，现实却又大大出乎人们的想象。
    　据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所著的《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所述：自1911年之后的16年间，由于国家一直处在军阀割据及分裂中，这客观上造成了中央集权政府的弱势，是自“五胡乱华”的南北朝以来，1400年间第一次出现“中央真空”。于是，这段时间成了一个绝对自由却无序的时代。
    　在此16年中，中国民营经济迎来了一个“黄金年代”。在吴晓波的研究中，在这期间，国营企业体系基本瓦解，民营公司蓬勃发展，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明星企业家层出不穷，企业家阶层在公共事务上的话语权十分强大。
    　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唐力行在《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一书中认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基础，就是在这一时期基本奠定的。从经济增长率的数据上看，尽管有不同的统计结果，但是，高速增长是一个不争的共识，国内学者认为工业增长率在 1912年～1920年间达到13.4%，1921年～1922年有一个短暂萧条，1923年～1926年工业增长率为8.7%。
    　而在1917年，荣宗敬（1873年～1938年，著名慈善家、实业家）还干了一件让中国商界很“长脸”的事情，他出40万元买下上海一家原本由日本商人经营的纱厂，改名为申新二厂。中国企业竟有气魄和能力收购日本企业，一时成了埠上让人津津乐道的新闻。
    　研究这段中国经济史的吴晓波认为，支撑荣家兄弟、范旭东等企业家们的精神力量其实“是一种民族主义的热情，而这种热情甚至成了一个商业竞争的武器。”
    　也许，正是这种特殊时期下异常爆发的民族情感，让中国的经济地位一度超越了其政治地位。“当国家和民众无法从军事和政治上获得尊严之后，民族主义的‘地火’就曲折地向商业领域转移，而它的来势就显得更加地猛烈。商战的得失寄托了国民所有的希望。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抵制洋货运动一直是民族企业最锋利的武器。”吴晓波说。

百年品牌的价值坐标

    　以汾酒和张裕为代表的中国自主品牌，无疑是这种民族精神最好的寄托和载体。
    　开始于1914年的这一轮实业投资热，被史家认为是中国第二次工业化浪潮，也正是在这轮热潮中，迅速催生了众多企业和品牌——旧金山获得的1218枚奖章就是一个明证。
    　然而，从历史的延续来看，百年之后能真正一路坚持下来的品牌并不多，根据1916年11月出版的官方杂志《中国实业杂志》中《巴拿马赛会华人出品得奖揭晓》的记载，本届博览会中国酒类获奖产品有4个大奖、2个荣誉奖、14个金奖、18个银奖和2个铜奖，共40个奖项。
    　而这其中，汾酒和张裕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两颗明星。那么，百年长河之中，我们的企业究竟错失了什么？
    　有观点认为，当下我们的企业缺乏的是精神和信仰。一定程度上，中国企业精神的缺失，也跟中国市场经济时间较短，当前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带来的不稳定性，整个社会的浮躁以及市场经济全球一体化带来的多元化冲击有很大的关系。
    　深处其中，更多的企业会因为浮躁的心理和多元化的诱惑而带领企业走向了一条“求快”的道路，而白酒企业也在这个“猪都能飞”时代里凭借着价格、渠道、广告等外生因素快速实现了自身体量的增长。
    　如果说过去百年，中国的实业企业因为战争和国力等因素制约了自身的内生性发展，导致众多的品牌夭折，那么面对当下的世界性经济周期困扰以及中国经济转型带来的阵痛，曾经飞速发展的企业能否还能继续平稳走下去呢？在“黄金十年”里，那些迅速跻身“百亿俱乐部”的中国酒类企业还能继续下一个辉煌的十年吗？
    　酒业形势不容乐观，在今年中国酒业协会主办的“第三届中国白酒领袖峰会”上，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王延才就坦言，“目前，我们所处的社会和市场环境非常严峻，毫不夸张地讲，中国白酒正处于一个极其关键的调整节点上。我们倡导的和谐发展理念，并没有在整个白酒行业中得到充分的贯彻体现，企业经营压力加剧，行业整体形象衰退，公众对白酒的感情认可出现危机。”
    　100年来，酒行业面对的诱惑实在是太多了——别人的比你的好，是临渊羡鱼还是退而织网？别人有的，你却没有，是胡编乱造还是为别人鼓掌喝彩？市场非常好的时候，是以次充好、萝卜快了不洗泥，还是宁可放弃巨大的利益也要保证质量？面对困难的时候，是推卸责任、推诿扯皮还是义不容辞、勇于担当？
    　“可以说，实业报国、实业救国是我们两个公司最重要的精神基因。100年来，我们的企业都经历过战乱，经历过动荡，经历过萧条，经历过坎坷，但无论到任何时候，报国的情怀不曾有丝毫更改。我们始终把企业的使命与民族工业、中国品牌的使命联系在一起。也正是有这样的大境界、大视野、大胸怀，我们一次又一次从废墟上站了起来，从一次又一次失败中挺了过来，引领了中国酒业的发展方向，写下了百年的精彩篇章。”汾酒集团董事长李秋喜向《华夏酒报》记者介绍说。

大变革时代

    　历史学家唐德刚有一个对中国历史形象的理论表述是“历史的三峡理论”，他的观点是：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痛苦转型，特别是经历了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已经为突破“历史的三峡”隘口奠定了基础，但是越至当下，水流越急，水下越暗流涌动。
    　马勇在其著的《大变革时代（1895年～1915年的中国）》里这样说道，近代百年的历史时段里，关键的年份有几个格外值得关注。其中1895年至1915年，就是近代最重要的年份之一。
    　在这短短的20年里，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的急剧性的变化：先是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洋务运动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然而几乎在“一夜之间”却不敌东邻日本，不仅经过几十年建设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且连清政府能否继续“合法性存在”都受到了人们的质疑，于是有甲午战败后启蒙思潮的发生，有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崛起，有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思潮的萌生。
    　1895年～1915年的中国政治发展，不仅构成近代中国发展变化的一个分水岭，而且实在是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一个缩影。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教育等方面在制度层面的变革差不多都兴起于这一时期。
    　而今，100年后，中国的主体经济或将迎来又一个变革时代，在这其中，酒行业的变革与传承的交相呼应也就变得尤为重要。改革开放加多年，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增长，然而，在增长的背后是资源的严重透支、成本的上扬、人口红利因素消退等，那么，今后十年或者二十年的增长我们依靠什么来支撑？
    　答案只能是守住自有知识产权的民族品牌，守住企业的底线并坚守诚信，坚持自主创新精神。
    　“100年来无数次的选择，决定了我们企业的精神力量；100年来消费者和市场的无情检验，更加折射出了我们品牌的诚信光芒。如果说100年来我们两个企业最大的财富是什么？是诚信；如果说100年来我们两个企业最难能可贵的是什么？是底线！守住底线，坚持诚信，成就了我们的今天，也决定着我们的未来。”李秋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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