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经济危机对就业影响在加深(2)

　　新京报：除了发展政策之外，我们的制度是否有需要思考的地方？

　　崔传义：城乡分割的问题没有解决，影响了农民工权益，阻碍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新京报：这与农民工失业有什么关系？

　　崔传义：我们长期的二元割据，忽视了农民工的利益，一有经济风波，农民工首先成了牺牲品。

　　社保、子女就业方面的不公平待遇是老生常谈的，就不多说了。问题是这些不公平加重了农民工的生活负担，一旦失业后负担更重，抵抗风险的能力就弱。

　　农民工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城市没有把他们纳入住房保障体系，没有居住的地方，遇到经济危机，他们难以耐心找工作，难以耐心接受培训。

　　新京报：可是解决了这些问题，在经济危机中，也不见得能减少他们的失业吧？

　　崔传义：不是你这么理解的。如果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够平等地给予农民工，那么他们就能增加应对失业的能力。

　　如果能给他们提供廉租住房，使他们子女享受同样的义务教育，很多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就能相对在一个城市定居下来。一旦定居的人多了，他们才能购买耐用消费品，有更多服务要求。这样就能使工业化、城镇化中的第三产业比重大大提高，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

　　而经济危机中，第三产业的失业率是比较低的，这次危机中，很清楚地表明制造业的失业率是大大高于第三产业的。

　　但我们的城乡壁垒还没有打破。

　　失业农民工留城：多了扎堆可能引发社会问题

　　新京报：这样的制度下，农民工失业是不是只能返乡了？

　　崔传义：失业也不等于返乡，这在年轻人身上体现得比较多，就是我们说的“农民工二代”，这些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出了学校门就去打工了，比较认同城市的生产、生活。他们失业后有不少人继续留在城市等待就业机会，有的返乡了还会再回城找工作。

　　新京报：如果长期找不到工作呢？

　　崔传义：那就会面临生活困难啊，居住、吃饭都成为问题，一个两个人问题不大，如果这样的年轻人多了扎堆，就有可能引发一些社会问题。

　　新京报：城市该如何应对？

　　崔传义：农民工对城市做出了贡献，他们不是“过客”。城市政府承担着促进就业的责任，要创造就业机会，也承担着保护公民最基本生活条件的责任，对一些留在城市找工作的农民工，生活遇到严重困难的，应该设法给予适当救助。

　　崔红志：目前来看，农民工流向大城市的趋向难以改变，这就提醒我们在平时的政策中注意解决农民工的问题，比如最低工资制度要落实，不能欠薪。

　　新京报：问题是有些企业都倒闭了，政府如何创造就业机会？

　　崔传义：对那些还在运转的企业，政府要减轻企业负担，对有市场需求的，扩大贷款支持，减少倒闭的企业，这样也就减少了失业的机会。

　　同时要想方设法减轻农民工的社会负担，比如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应该按照国家的政策给予补助。

　　新京报：都在说政府的责任，那留在城市的农民工自己可以做点什么呢？

　　崔传义：自谋职业，但这并不是想谋就能谋到的，应该调整心态，可以从事餐饮、地摊、人力运输等低端服务业。政府应采取宽松的政策，像鼓励下岗工人一样，鼓励、支持农民工在城市自谋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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