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说,有人认为产业升级就是降低劳动密集程度,其实不是。经济学家根据东亚经济发展的经验,描述了产业国际转移的模式,像飞雁一样排成队列依次前行,即雁阵模型。根据这个模型,有人认为,当年日本的产业转移,由亚洲四小龙承接,亚洲四小龙后由东盟以及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承接,中国现在如果进行产业升级,就会把劳动密集型产业驱赶到越南等邻国去。但我们不要忘记,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而且地区发展不平衡。所以,雁阵模式完全可以在国内各地区之间得到延续。在东部地区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提高的条件下,按照比较优势的变化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与此同时,广大中西部地区仍然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土地成本也相对低廉,则相应承接从东部地区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只要不是高耗能高污染,对后者而言,也是产业升级。只要符合自己的比较优势,也是一个有效率的产业结构。这样,虽然东部地区产业的劳动密集程度可能有所降低,但是,中西部则由于承接了转移的产业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由此形成产业优化升级与就业扩大的统一。
所以,蔡昉认为,中国之大决定了调整结构与扩大就业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中国的产业升级不能停止。目前,我们用投资来拉动经济要避免一个误区:在原有基础上的振兴。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经济危机的正面效果是创造性毁灭。振兴不是让旧的不死,中央的投资以及地方配套、民间投资,都应该围绕东中西部的升级、转移、承接来做文章。
完善拉动内需的政策,实现就业增长型的经济复苏
为了应对世界经济衰退的冲击,各种拉动内需保增长的措施在近期密集出台。蔡昉提醒到,拉动内需的政策如果忽视就业增长,就容易造成所谓的“无就业的复苏”,其典型的特征就是经济增长率有所回升,但失业并没有减少。例如,美国经济在1990—1991年衰退之后,就经历了比较漫长的“无就业的复苏”。
避免“无就业的复苏”,蔡昉认为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非常关键。对基础设施和产业链条比较长的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投资,对于在短期内提振经济增长有非常明显的作用,但对于缓解就业压力的效果往往不甚明显。目前中央政府安排的经济刺激计划,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占主导,刺激消费和扩大就业的经济复苏急需地方政府和民间投资进行配套。
他还提出,要实现就业增长型复苏,刺激经济的政策就需要关注就业岗位的主要创造者——中小企业。要把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纳入经济刺激的计划中,进一步出台配套措施,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要综合利用财政和金融政策手段,实施更宽松的税收政策,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实现企业发展、就业增加、税收总量不减的多赢局面。
除了增加投资,蔡昉认为,出台直接的消费刺激政策,也可以减轻外需下降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同时也有助于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稳定,继续扩大城乡就业。目前出台的刺激经济的计划以投资为主,对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作用有限。而且,大规模和集中的投资计划,往往只能增加少数群体的收入,容易扩大收入差距。目前,美国、日本以及国内的部分省市,都相继出台了直接瞄准公民个体的刺激消费计划。应该及时评估和借鉴这些政策的积极效果,丰富我们刺激经济、扩大就业的政策手段。
最后,蔡昉建议,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就是要把保增长、调结构和扩内需更加紧密地与扩大就业结合起来。这个时期出台任何发展和改革的政策以及实施的产业规划,都要放到就业的天平上衡量。服从于最大化就业的目标,就是服从于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