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之酒：伏特加与俄罗斯的爱恨情仇(5)

俄罗斯与伏特加之间有着太多的爱恨情仇

　　伏特加与其他任何种类的白酒都不一样，因为人们从来没有为喝伏特加找到过正当的理由。法国人会赞美科涅克白兰地的芳香，苏格兰人会夸耀威士忌的口感，而伏特加，既无色，又无臭，亦无味，喝起来还很呛。俄罗斯人喝伏特加，过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一口灌下去，然后傻笑，然后骂娘，然后四处找人“醒酒”。所以对俄罗斯人来说，把伏特加直接注射到血管里，和喝下去没什么区别。

　　虽说伏特加天生劣质，但到了后来也算是有了自己的文化。伏特加文化有自己的传统(如“一端杯，杯莫停”)，有自己的口号(如“伏特加是红酒的姨娘”)，有自己的讲究(在俄罗斯，醉汉是和酒鬼区别对待的，因为前者每天要等到下午五点才开始饮酒)，有特制的下酒菜肴(如鱼、腌黄瓜、肉冻、泡菜)，当然，还少不了敬酒辞，也就是任何一个值得端起酒杯的共同话题。

　　伏特加控制了相当多的俄罗斯人的意志和意识。除却家庭不幸和街头狂欢，除却幻梦与理想，伏特加带给俄罗斯人的还有无数的自杀、他杀，以及非自杀非他杀的莫名死亡(俄罗斯人闲谈时爱聊的主题包括谁谁谁酒后狂呕时把自个儿噎死了，以及谁谁谁酒醉后一脚踏出大楼的窗户)。然而，几乎所有的俄罗斯人在面对醉酒撒疯时心情都很愉快。过去几个世纪来，这种愉悦感屡屡令外国访客惊讶不已。1676年出使俄国的荷兰外交官巴尔塔萨-柯伊特写道：“我们只看到了浪荡之徒的羞人举止，围观其醉态之众反令其更加放肆。”

　　三个世纪之后，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作家维涅狄克特-埃洛费耶夫的笔下，一切仍暗合着柯伊特当年的记录：“俄罗斯每一个有一点点价值的人，每一个对国家有一点点用的人，都在像猪一般狂饮。”

　　不管戈尔巴乔夫等人能数出伏特加的多少坏处，出生于以喝酒狂放著称的西伯利亚的俄罗斯当代作家叶夫金尼-波波夫仍坚信，在这个不那么完美的国家里，正是伏特加支撑着俄罗斯人民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挫折。伏特加提供了一种真正与政治无关的私人空间，一个可以在幻想的自由中得到放松、忘却烦恼、纵情做爱的地方。文学与饮酒，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未像在俄罗斯这样紧密。不管是革命者尼古拉-涅克拉索夫，还是流亡作家亚历山大-库普林，也不管是斯大林主义者亚历山大-法捷耶夫，抑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无不是贪杯之人。波波夫对我说：“伏特加令构思情节更加容易。”

　　但伏特加不仅仅能壮胆，同时也能令醉者大受自遣和自责的折磨，而这些感受恰恰是俄罗斯民族矛盾性格的特征。所以，喝醉了的俄罗斯人常常会问酒伴的一句话是：“你尊重我吗？”

　　2003年，一座伏特加博物馆在莫斯科落成，还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来给五百岁的伏特加贺寿。可以说，五百年的伏特加史，就是五百年的控制与反控制史。五百年来，俄国政府一直想要控制人民对伏特加的依赖，而每一次控制都只能令人民对其依赖更深。然而，也许这么说有些奇怪——这次诞辰五百年庆典有可能成为伏特加的告别仪式。

　　麻醉品专家弗拉基米尔-努日尼认为，戈尔巴乔夫的禁酒战争根本就是“反科学”的，而真正可能打赢这一仗的，也许是俄罗斯正在拥抱的资本主义制度。努日尼指出，新一代的俄罗斯企业家已经不饮伏特加，这些年轻人早已改喝啤酒，对他们来说保持清醒的头脑很重要。而在私营企业里，酗酒的员工则会被开除。因此，努日尼认为，只要经济发展势头好，15至20年的时间就能带来极大的改观。戈尔巴乔夫也说，未来将在啤酒和红酒身上。

　　伏特加文明正在发生分化。莫斯科的精英们喝的不是进口酒就是高级伏特加。他们饮酒，但从不喝醉。而滴酒不沾也在慢慢地成为一种时尚，主张禁酒的总统普金就为全国树立了榜样。但在广袤的外省，这种转变仍不显著。而在农村地区，伏特加仍然具有代金价值。对那里的人来说，他们需要做出选择的不是“喝红酒还是喝伏特加”，而是“喝劣质伏特加还是喝自酿的伏特加”，而昂贵的优质伏特加只是一种可以用来显耀的奢侈品。

　　简而言之，我们的伏特加大神不会轻言放弃，但是它可以被驯服，甚至被放逐到历史的迷思中去。伏特加一直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摇摆。高尔基在自传中写到他在伏尔加河畔度过的童年时说，人们为高兴而喝，人们也为悲伤而喝。这就是俄罗斯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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