糟坊头白酒作坊的主人姓万
专家们在考察了糟坊头考古发掘的全过程,察看了按地层发掘分类的出土文物,特别是瓷片、陶片后一致得出结论:糟坊头白酒作坊是明代酿酒遗址。
考古队在糟坊头酿酒作坊发掘出数千件陶瓷碎片,绝大多数是明代的陶瓷酒杯、酒碗、酒盘、酒碟,以及其他餐饮器具残片。
青花“永乐年制”系酒碗底部内面款,这是一只纪年明确 (1403-1424年),较早的一块瓷片。明朝从朱元璋开始,经过三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到永乐年间社会相对稳定,号称“永乐盛世”。据史料记载,当时地方官府的粮仓丰满,每年有源源不断的税粮运到京城。这样民间才有可能用剩余的谷物酿酒。宜宾糟坊头在明代永乐年间兴盛是有其必然性的。
“永永永永”酒盘残片。这四“永”酒盘也是永乐年间出品的瓷器。四“永”字体风格与“永乐年制”风格相同。
青花“上品佳量”瓷片,碗底部内面“上品佳量”款,这是一只小瓷杯的残片,从残片来推测,可能是一只二两杯。那么,“上品佳量”的“量”也就定在二两之内。“上品佳量”,既是对酒品质量的认定,又是对每次饮酒数量的限定。宜宾是名酒之都,在饮酒时非常注意酒德,低吟浅唱,细斟慢酌,形成了饮酒的地域风尚,极少狂饮烂醉之徒。宜宾的饮酒风尚,从这个酒杯可略见一斑。
圆底素胎小酒杯,出土了三个。这种酒杯不能直接放在桌上。盛满酒,酒不会超出一两。民间又把这种杯称为“牛眼睛杯”,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种酒杯的外形特点。这种杯是用来端在手里品酒的。可以肯定,这种小酒杯里盛的是高浓度的白酒。
青花“福”、“寿”碗瓷片,在碗底部内沿有“福”、“寿”字款,可能是在祝寿时用的专门烧制的碗。
青花有人物图像的大磁盘残片。人物古朴,为一长袍坐姿文人,神态闲适优雅,表现明代士大夫情趣。
“万记检舟”大品碗。瓷质相当粗糙,“万记检舟”四字是用毛笔写上去,经烧制而成。联系到历史上公馆坝曾经设“旱塘”,驻扎兵丁,履行对来往的船只进行检查的职责。这个大品碗残片为公馆坝地处水陆要冲提供了一件物证。糟坊头万记酒店在公馆坝的二级台地上,距岷江不过百米之遥,兼带为巡江的兵丁办伙食也在情理之中。在万记酒店中的这个品碗便是兵丁们专用的。
印有明代官吏的大品碗残片。器形非常粗糙厚实,品碗内底面印有一个头戴乌纱帽、手握朝笏的官吏图像。我认为是“拜官主义”民间意识形态的表现。
还发掘出大量陶缸、坛、罐等盛酒器具残片。其中有一块黄褐色陶罐残片,上面存留烧制的一个白色行书“酒”字。糟坊前店后坊的规模已经显而易见,这是宜宾酒坊常见的销售模式。从糟坊头门前经过的五尺道残存路面至今仍在,门前是络绎不绝的宜宾和成都之间往返的过客,屋后岷江千帆下行,纤夫拖上水船通过。我在公馆坝调查时所有的村民都坚持说,以前三官楼糟坊头是公馆坝的中心。并且,他们把我带到距离发掘现场三十公尺的一个水沟旁,告诉我沟底的两块条形石础是绑犯人的“杀人柱”,糟坊头刚好是公馆坝的十字街口。他们说,因为石础是“杀人柱”,在修房造屋时才没有被搬去做建筑材料。这也算糟坊头曾经繁荣过的一个旁证。而所有的这一切,都为公馆坝糟坊头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根据叠压打破关系判断作坊为最早的一组遗存。稍晚的房屋垮塌后形成的堆积层,从中清理出大量明代晚期瓷片,甚至有部分可早到明代中期,但无清代的瓷片,可知房屋的使用年代为明中晚期,废弃年代为明晚期。至于在而今这个底层下面有无更为古老的遗址,这还是个谜。面对这么宝贵,堪称国宝的明代白酒酿制作坊遗址,考古队实在难于做出破坏明代作坊地层再挖下去的决策。
关于这个遗址明代以后地层出土的瓷片和其他遗物我在以后的专文中要讲到,在此不再赘述。
这个明代糟坊的主人的一些情况,可以从已经出土的瓷片上来考察。瓷片上已经不止一次发现有“万记”字样,这是主人的识别记号,由此我知道主人姓万。还发现了“延弟”“安国”字样。宜宾一带民俗,在孩子出生请满月酒时,客人需送礼,主人往往以瓷碗答谢。万姓糟房主人生下一子,取名叫万安国,请满月酒时,在碗上留下“延弟”,是希望以后生下的仍然是儿子。碗是送人的,但不可能刚刚烧制送人数量的碗,多余的总要留下一些。碗上的字是请补锅匠用金刚钻钻上去的。这种走乡串户的补锅匠在叙州府农村随处可见。
发掘到明晚期地层,一个奇异的现象引起了所有人的惊异 。一个小孩的头骨,就出现在晾堂的旁边,隔不远处是两个成年人的头骨,两根肋骨和一根臂骨就散在旁边。隔十来米处是两根牛的腿骨。按中国人的习俗,人的尸体不可能埋在自家屋里的。唯一的解释是房子里头的人遇到了不测 ,死了后无人收尸,尸体被动物毁损而残缺不全。糟坊也就毁弃,房屋坍塌。人骨和牛骨被埋在下面,后来的人再在老屋基上修房子,尸骨也就被埋在下边了。公馆坝开糟坊的万氏家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为了印证这一点,我和永德专门到公馆坝做了调查,得知现在不仅在公馆坝,就是在红楼梦村都没有姓万的。万姓家族在公馆坝蒸发,这也旁证了明末万氏家族覆灭的真实性。
这是宜宾历史上非常悲惨的一幕。
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九月至天启三年(1623年)十一月,明朝官军平定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武装叛乱的作战在叙州府地界反复拉锯作战,民国《南溪县志》记载:“天启初,奢崇明攻陷城邑,焚毁屠戮,瞩目皆瓦砾之场”。公馆坝也在双方主要战场上,百姓难逃屠毒。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宜宾人樊一蘅率部抗击张献忠大西军,张献忠受阻,“尽屠境内,民无遗孑”。(嘉庆《宜宾县志》),虽有夸大渲染的成分,但明末战争造成大量死人是没有疑问的。明末清初,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已是“一望丘墟,倚山逼水者,豺虎横行”,叙州府及宜宾城因大西军、南明军、清军及吴三桂叛军之间的战争相继进行,造成人口锐减,经济遭到空前破坏,城乡一片荒凉,宜宾“城为一空”,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方才“叙地全入版图”,直到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叙府“户赋才得先之百一”,宜宾县“户不满千”,实仅200多户。南溪县“赤子尽化青磷,城郭鞠为茂草,一二孑遗远窜蛮方,邑荒废者十数年”,“当时故家旧族百无一人存,人迹几绝,有同草昧。民人多习楼居,夜偶不慎便为兽噬”。
在这种情况下,明末清初的公馆坝糟坊头已经成了空无一人的废墟。兴盛一时的糟坊头酿酒作坊也就归于覆灭。糟坊头出土的野猪下颚骨证明这里当时已是芦苇丛生,野兽出没的地方。叙州府人口锐减,民生凋敝到极点,酿酒业也萧条到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