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易彬看来,这种模式一个直接的好处是有利于规模经营、形成品牌、打开市场。他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去成都郊区,看到当地农民种的桃子,一个大桃子七八两重,每斤只要3元钱,而这种桃子在北京、上海可能要卖上十几元一斤。为什么价格差这么多?“因为农民没有品牌,也没有保鲜技术,打不开市场。在这方面大企业更有优势。“企业+农户”的模式,将直正推动生态农业的发展。”他说,“同样是养猪,农民自家的猪肉可能只卖十几元1斤,我们养的川黑一号猪,猪肉在超市里能卖70多元1斤。”
红高粱公司的副总经理宋其龙认为,目前这种合作方式,实实在在地增加了农民收入。土地集中到企业后,再由农户承包,有能力的承包几十亩、几百亩。不能承包的就在专业合作社里务工。红高粱公司免费培训农户,免费提供种子、有机农药、化肥。
他说,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几个方面:其一是土地流转的收入。农民的土地流转到红高粱公司,公司每亩地按照600斤稻谷计算,以当年国家公布的谷物最低收购保护价折算现金,这块是农民的保底收入。去年国家的最低收购价是1.07元,照此计算,农民能得到的补偿是每亩地600多元;今年最低收购价是每斤1.25元,一亩地能得700多元。其二是种高粱的收入。公司对农民种的高粱全部回购。收购价高于市场价。今年一级有机高粱的收购价是每斤4.3元,二级是每斤4元。其三是务工收入。农民可以在合作社里务工,也可以在附近的工业园区务工。如果公司收益好了,农民还有望参加公司分红。
黄舣镇盘龙湾村的村支书、乐和园专业合作社的梁光福算了笔账,“过去种一亩水稻,按亩产千斤算,除去投入的种子化肥农药,到年底算账,能赚上200元就了不得了。现在什么都不做只是把地租出去就有六七百元收入。”他们合作社从2010年9月成立,头两年主要做土地整理工作,土地还在恢复中,加上去年高粱抽穗时下雨影响了收成,光地里的这一块收入还不高,但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过去腊月三十一算账,加上儿子儿媳,全家6口人一年赚个一两千元,现在一年赚个两万元都不止。”
“不只是收入增加,更重要的是土地的利用率提高了。”梁光福所在的合作社约有二十几户农户,过去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村里留守的主要是老人孩子,不少土地都荒芜了。现在这些地又都种上了,许多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去红高粱公司或是工业园区工作。原来打工年龄大的,没人愿意要。现在专业合作社必须优先雇用村里的剩余劳动力。在他们地里干活的,最小的50多岁,最大的70多岁。“以前一些人外出打工三五年都回不来一趟,在村里转上一圈,感觉挺冷清的。现在好多打工的都回来了,孩子也可以和父母在一起了,比以前和谐多了。”
“这是‘两化互动’(四川省重大的战略决策: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统筹城乡的探索,省委省政府也非常肯定。”泸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魏仁泉说,泸州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泸州老窖反哺农村的这种模式。正是有了大企业的参与,当地农民的经济收入、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大的变化。没有园区的发展,不可能有这样的新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