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趋势领航白酒业(2)

限制公款消费高端酒
或将长期化

    　“从1989年到去年年底，中国白酒一共经历了九次调控，其中两次从宽，七次从严，如今治理三公消费对高端酒的影响是短期还是长期？”论坛上，知名营销策划人舒国华提出了业内人士普遍关注的这个问题。

    　对于此次针对“三公”消费的治理，贾康也有所感受。在“八项规定”出台之后，很多部门一致发文要求从简，除了饭局之外，联欢会、茶话会也都要从严控制，一些单位的年会也因此取消。“我们单位其他同志一看，说年终总结的春节联欢是不是该取消？我说不对吧，我们在井冈山时期就有联欢，为什么现在不能联欢了？”

    　对此，贾康表示，当最高决策层的意向变成非常明确的信息之后，各个部门执行起来一定是很严的，甚至会严得过分。“这个事情实事求是来说应该掌握分寸，一开始可能矫枉过正，估计过一段时间后，高端白酒消费不会像开始那几十天的形势一路下跌。”

    　不过，他也表示，虽然过一段时间这种“矫枉过正”的现象会有所缓解，有些应该合理化的事情会慢慢修正，但是从总体来说，以公费支持的高端白酒消费势必要下台阶，“公款不能去支撑高端白酒消费，这个我估计会长期化。”

    　“此次‘八项规定’出台对酒行业来说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重大信号，如果按照这样的导向继续往下延伸改革逻辑的话，公费消费主体的份额会越来越低。既然如此，我们必须应对这个格局的改变，把更多的目光放在非公费消费上。未来大家在市场竞争中要争取的就是非公费的消费群体，靠他们支撑这个市场。”贾康说。

    　他认为，企业在看清这个大势后，要下决心改变自己的生产经营策略，顺应变化。总体来说，中国的老百姓会越来越富。一些原来想得到货真价实的名牌白酒的消费者，未来完全有可能会替代之前的公款消费份额。

    　“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企业对于消费的升级换代应有充分的信心，但是需要更好地分析市场，考虑怎么改进服务，更珍惜品牌，以更有效的方式努力打击假冒伪劣，还有很多工作可做。”贾康说，“再者，除了高端白酒之外，中高端、中端是不是也有很多机会？包括低端酒，也不是没有机会，这也是业界应该好好挖掘的。特别是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今后几十年会有几亿人从农村区域进入城市。这个消费群体一层一层接上来，对于酒行业的前景我有很大的信心。”

酒类特许权管理
仍然有必要

    　在论坛上，尽管贾康说自己并非酒类业内人士，对糖酒行业没有太多发言权，但事实上，他跟酒行业在多年之前就已有渊源。早在2003年7月2日，贾康就曾给时任总理的温家宝写了《关于恢复酒类专卖的建议》，建议恢复酒类专卖。

    　2003年11月22日~23日，财政部科研所还在吉林召开了“国家恢复酒类专卖管理课题研讨会”，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内贸办和上海、广东、吉林、河北、山西、新疆、深圳等17个地方的酒类专卖管理部门参与了会议。本报总编助理、东北事业部总经理赵禹当时也参加了这个会议。

    　后来，通过国家经贸委和国家发改委的广泛调查研究，并综合中国酒业协会和部分生产企业的意见后，酒类专卖制度最终没有得到恢复。不过，针对酒类专卖问题的提出，中国酒业协会白酒分会秘书长赵建华曾在《国家政策对白酒业的影响》一文中谈道，这对行业产生了三个影响：第一，让白酒行业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第二，国家有关部门通过深入调研，了解了白酒行业状况，基本掌握了白酒行业发展中的问题，对制定酒类管理政策有了科学依据；第三，促进了有关政策的实施。让酒类立法有望列入国务院立法计划；原国家经贸委将白酒行业列入了清理整顿市场经济秩序范围；建立白酒产品市场准入制度，促进了酒类产品生产许可证发放工作等。

    　因为有这一层渊源，贾康也被认为是最先向温家宝总理提出“酒类立法”的人。时隔多年，在此次论坛上，贾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酒类行业的持续发展需要国家从立法、监管方面加以有效约束，确保行业发展更加理性、规范，提升酒业市场的运行质量。

    　贾康至今仍然认为对酒类实施特许权管理是有必要的，“酒类带有特殊性，有些类似于烟草，烟草实行了专卖，酒能不能往这个方面去探讨一些机制？过去我们曾做过一些探讨，如果有必要的话，会继续深入探讨。关键点是要通过政府职能和企业的作用，合理地形成一套系统化的机制。”

    　作为当时参与研讨会的见证者之一，赵禹对此也表达了一些个人看法。他对贾康当时提出的关于恢复酒类专卖的建议持赞成的态度，“这个建议只是强调加强市场准入管理，并不是要把行业拉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垄断状态。如果这个制度当时实行了，现在的酒类流通可能不会这么乱，酒类立法也可能早就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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