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投资应对战略和建议
掌控好“微笑曲线”的两端
中国葡萄酒海外投资将面对海外当地企业的同业竞争压力是不可避免的。
但依笔者看来,中国的投资者一般在战略上偏于保守。且不说像海尔海外战略那样进行绿地新建投资方式几乎没有,就是通过并购方式来发展的亦是谨小慎微,因为低调以至于被并购的葡萄酒企中国痕迹几乎没有。笔者认为,这未必是最佳的战略选择。中国的民族酒企出海的目的,不是仅仅止于获得投资报酬。如果我们一味对并购的外国企业保持原滋原味,一不输入管理;二不植入自有品牌,那请问我们作为投资者买入的存在感在哪里?
中国企业的海外战略做的比较好的企业有海尔、华为、联想等。这其中海尔、联想等代表了传统制造企业的海外拓展,华为则代表了有相对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企业的海外拓展。笔者认为,它们组成了中国企业未来海外开拓战略的两组力量:传统制造和高新制造。
宏碁集团(acer)创立于1976年,是全球第4大个人电脑品牌,其创始人施振荣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有名的“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理论,作为宏碁的基础战略。在中国表现的更加激烈,产业创造价值愈加集中往设计研发和市场营销端靠,生产端创造的价值愈加有限。微笑曲线理论虽然简单,却一针见血的指出现代制造业的产业发展的拐点:微笑嘴型的一条曲线,两端朝上,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设计和销售,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
食品酒水产业也是偏向于传统制造的。具体到葡萄酒,其农业种植端可以近似看成是葡萄酒的概念设计端,葡萄酒品牌及渠道建设相当于营销端。我们也可以用微笑曲线的经典理论去分析葡萄酒产业竞争也是两端的竞争。葡萄酒产业价值链的价值丰厚区间正是在产业的两端,特别是市场的品牌口碑。如果作为民族企业出海投资,在这两端都无所作为,我们对买入的酒企的真正控制力在哪儿呢?所以,笔者认为,这是民族酒业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应学习和加强政府公关
各国对外资设立的投资审查制度多半有一定的伸缩度,原因是投资审查的理由多半与所谓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捆绑。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以国家利益为说辞,来审查投资,就像中国以前《刑法》规定的流氓罪,就是一个口袋,如果讲不出个所以然的时候,可以定性的、不能定性的,只要搭个边就都可以一股脑地往里头放。一如上面提到的《澳大利亚的外国投资审批政策 2013》附加农业投资的规定,并没有给农业投资带来具体福音,原因是有一定的伸缩度、主观性。是否具有操作性,如何去评定其具体指标,就像一个艺术品,估值和操作有一定空间的。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公关是一大关键,而这也是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一大硬伤,笔者将政府公关称之为:战略型柔性腐败。说它是战略型的,是说政府公关通常是要影响10年20年的整体性的政策,所以往往起到一次游说终生管用。说它是柔性腐败,政府游说在欧美是正当的、合法的,其中代表的公关游说机构,包括各种财团、智库、公关公司、行业协会、咨询公司和律师行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知名的行业咨询公司一般都会在首都地区集中。华盛顿和布鲁塞尔集中了世界上最有实力的游说集团。欧美从制度上否定并防止了政府的直接腐败对政府政策法律的影响,但是,公关游说机构的行为又对政府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这里头又往往涉及到内幕交易和间接腐败,外人往往不得而知。所以,笔者将公关游说机构对政策的影响看做是某种实质上的柔性腐败。如何绕过投资审查,平息投资审查官员的顾虑,政府公关要做的也相当于政府寻租,不过这里的寻租不是中国人讲的给政府官员直白地塞红包。国内国外政府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都要有交代。中国政府是下级政府对上级要有交代,国外政府一般是政府对选民要有交代。所以,企业要智慧性寻租,全方位检视政府出台各种政策和关注点,投其所好就行。
笔者认为,华为是当今中国海外政府公关做得极好的民族企业,它有一支精干的专门队伍,专司全球通信产业投资合规信息情报搜集,直接服务于总部文章来源华夏酒报,形成决策中心的智囊团。具体操作由于涉及商业秘密,笔者这里不展开讲。
战略型柔性腐败是一种战术上的合法行为,中国企业并不太擅长。这是有历史渊源的,中国一直是一个政府主导的社会,这些年改革开放后才慢慢放开,但是公关游说机构包括各种财团、智库、公关公司、行业协会、咨询公司和律师行等,具备私人性的团体并不多,形成相对有经验的团体影响经济战略更是屈指可数。笔者认为,中国那些体量大的、希望海外拓展的民族企业需要内设或者至少外引这样一个智囊性机构来服务于出海战略运作。
(作者系南澳大利亚大学博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项目官员。)
(特别说明:本组稿件所阐释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不代表作者所在机构及附属单位的立场。)
(您对本文有何看法,可通过新浪微博@华夏酒报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