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能否率先走出低谷(2)

　　美国哈佛大学德怀特·珀金斯说，刺激计划中投资不仅应解决暂时的问题，还应有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发展。

　　“如果使用率并不高，是否要大规模新建机场？如果将简易公路扩建为双车道公路就可以满足需求，是否还要扩建为四车道公路？”珀金斯提醒说，日本曾通过大量投资刺激经济增长，产生了一些浪费型建设，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应避免重复日本的错误。

　　珀金斯说，中国政府已做出一些明智的投资决策，比如决定大量投资建设面向低收入群体的住房设
施，这些投资应进一步拓宽、加快。

　　此外，不少专家指出，庞大的农村市场被认为中国扩大内需的巨大来源。然而，尚未充分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体系、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及现代化农业尚未充分建立等仍是阻碍内需扩大的“短板”。

　　危中寻机：中国加快改革创新

　　在４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之后，中国应探求何种路径实现经济长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成为与会者关注的焦点。

　　“是否出台新的刺激政策尚有待观察此轮政策的效果。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保增长的同时改革的速度绝不能放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应抓住经济调整的有利时机，加快改革的推进，”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姚胜说。

　　张玉台说，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三种压力，即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冲击，国内经济增长处于周期性下行通道以及经济发展方式仍然比较粗放，长期积累的矛盾日益凸显。

　　“当前是我国推进改革、加快结构调整最佳的时期。危机和衰退既是灾难也是改革调整的良机。”余斌表示，经济下滑时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充分暴露出来，推进改革的内在动力很强。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一方面要促进短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要为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环境。

　　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大力推进国有企业、银行体系、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改革与创新，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在经历短期调整之后，中国经济进入持续、高速增长的轨道。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强调，中国经济从庞大的、高度依赖外向转向内外比较平衡或以内需为主的经济模式，尚存在很多体制上的障碍。“这成为目前中国保增长政策最大的挑战。”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前，珠江三角洲产业升级调整就已开始。浙江、山东、重庆等地区已发展出以内部需求为导向的经济模式。“中国各地以内需为导向的经济成分在发展，并已经有一些成功经验，更重要的是扩内需经济政策已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

　　余斌表示，从根本上启动内需，一方面要改革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让大家有钱花；另一方面要改革社会保障制度，让大家敢花钱。

　　中国企业已明显感觉到来自农村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中国移动总裁王建宙说，农村地区是中国移动下一步发展的市场。事实上中国移动目前新增用户中５０％以上来自农村地区。

　　周其仁指出，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在技术、结构、体制的变化却不尽如人意。“中国不可能容纳上亿劳动力做外向型生产。更平衡的发展要求在就业、创业制度方面，进行深入、实质性的改革。”

　　国家开发银行顾问刘克崮认为，有效扩大就业，应对草根经济给以有力的金融服务支持，发展草根金融，迅速采取措施为中小企业、农民工、个体户和文章来源中国酒业新闻网新增就业大学生以及数亿农民提供持续稳定方便快捷的金融支持。

　　“改革创新将是推动中国经济走出此轮调整周期的重要动力”。张玉台说，今年我国将推进资源价格、财税体制和垄断行业方面的改革，继续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和金融服务等领域，在吸收发达国家金融创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推进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积极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这一系列的重要改革举措，将为中国破解保增长的难题，迎接新一轮经济快速发展奠定坚实的体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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