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和1980年,在彭州竹瓦街发现了两处相距仅10米远的青铜器窖藏,共出土40件铜器。其中酒器12件(罍9件,尊1件,觯2件),兵器28件(戈18件,戟3件,矛1 件,钺5件,锛1件)。可以推测,这些青铜器的主人,可能是古代蜀国一位喜欢饮酒的武士。据专家考证,酒器中的两件觯,分别有“覃父癸”、“牧正父己”铭文,其形制、纹饰与殷器完全相同,很可能是蜀人通过战争或交换而得到的殷器。而酒器罍则带有独特的地方特色,其中有两件蟠龙盖饕餮纹罍器,最宽腹在器中部,类似圆壶,器盖上蟠有一龙,器身密布云雷纹、蝉纹、弦带纹、牛首纹、象纹、鸟纹、饕餮纹、夔纹等,几乎包括了中原地区殷周之际常用的纹饰,但排列很不自然,繁缛拥挤,有的甚至将纹样倒置,显然是模仿中原铜器的式样而在蜀地制造的。这些酒器的时代,相当于中原的春秋时期,亦即蜀国的杜宇王朝时期。
考古工作者还在四川各地发现了大量商周至战国末期的酒器,包括陶器、漆器和青铜器,既有盛酒器,又有饮酒器,仅青铜器就发现了100多件,有罍、壶、尊、觯、钫、缶、彝、鍪、勺、爵等。大量酒器的出土,足以说明古代蜀国酿酒业的发达和蜀人饮酒之风的盛行。
古代蜀国酿酒业的昌盛,固然与蜀国得天独厚的水性、土质和气候条件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农业的发展。蜀地农业发展很早,到了殷周之际,成都平原就已盛产水稻等各种栽培作物。大约成书于西周时期的《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黑水青山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插琴(种)。”都广即广都,泛指成都平原(或说在今双流县),说明当时成都平原的农业已经成为全国农业的先进地区。《华阳国志·蜀志》说“杜宇教民务农”,显然并不准确,因为农业生产经验是劳动人民世代所积累,而不是某个帝王的功绩。不过,在杜宇时代,采取了某些改革措施而推动了蜀国农业的发展,则是完全可能的。由于农业的发展,粮食产量增多,才能为酿酒提供丰富的原料,因而才有酿酒业的兴旺发达。
三、板楯蛮的清酒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都尉墨从石牛道伐蜀,同年灭掉蜀国和巴国,相继设立巴、蜀二郡。秦统一巴蜀后,在巴蜀地区推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对少数民族采取了一些优惠政策,使巴蜀地区逐渐由奴隶社会步入了封建社会。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给巴蜀经济(包括酿酒业)带来了新的繁荣。
巴人早就善长酿酒。据《太平御览》引《郡国志》说:“南山峡峡西八十里有巴乡村,善酿酒,故俗称巴乡村酒也。”《水经注·江水》也说:“江水又东为落牛滩,……江之左岸有巴乡村。村人善酿,故俗称巴乡清,郡出名酒。”巴郡的名酒除巴乡清外,还有板楯蛮的清酒。
板楯蛮即賨人,是巴人中一支古老的部族。板楯即木楯,可能因为賨人作战勇敢,擅长使用木楯攻防,因而称为板楯蛮。有的学者考证,周武王伐纣时,《牧誓》八国中的“彭”就是賨人。西周时,他们在今阆中、渠县、蓬溪、南充一带建立了賨国。春秋战国时,他们与蜀、楚、秦等国交往频繁。据《舆地纪胜》载:“巴西宕渠(今渠县),其人勇健好歌舞,邻山重叠,险比相次,古之賨国都也。”秦统一巴蜀后,他们受到了特殊优待。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板楯蛮夷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数千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
板楯蛮居住在巴郡,属巴人中的一支。过去的一些学者,常将板楯蛮与巴人中的廪君族混为一谈。其实,板楯蛮与廪君巴人是两个不同的部族。廪君巴人发源于鄂西夷水(今清江),板楯蛮发源于渝水(今嘉陵江);廪君巴人崇拜白虎,板楯蛮则“专以射白虎为事”。史书记载:“昭襄王时,又有白虎为患,盖廪君之魂也。”这说明板楯蛮与廪君巴人是两个不同的族系。秦昭襄王在位时间是公元前306~公元前251年,距秦惠文王统一巴蜀的时间最近。所谓白虎为患,可能就是廪君巴人不服秦的统治,起而反抗。秦昭襄王依靠板楯蛮射杀白虎,平定了廪君巴人的反抗。于是,秦昭襄王为嘉奖板楯蛮的功劳而与之刻石为盟。秦犯夷人,要交纳黄龙玉一双;而夷人犯秦,交纳一钟清酒就可以了。这种清酒,应当是只取酒汁,不要酒糟的酒。这既是秦对少数民族实行安抚优惠政策的体现,也反映出板楯蛮善于酿酒。交纳清酒一钟可以赎罪,说明这种清酒价值昂贵,想必是非常清醇而味美的。
四、李冰治水与酒
秦昭襄王时,四川最辉煌的事绩是蜀守李冰领导人民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华阳国志·蜀志》在总结都江堰修筑以后的成就时说:“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世界水利史上的创举,是人类征服自然的一次胜利,也是科学对迷信的一次胜利。《史记·河渠书·正义》引《括地志》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开成都县两江,溉田万顷。神须取女二人以为妇。冰自以女与神为婚,径至祠劝神酒,酒杯澹澹,因厉声责之。因忽不见。良久,有两苍牛斗于江岸。有间,辄还流汗谓官属曰:“吾斗疲极,不当相助耶?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绶也。”主薄刺杀北面者,江神遂死。
这则故事说明,在都江堰修建以前,当地的统治者曾利用“江神娶妇”的迷信来欺骗人民。这同《西门豹治邺》中的“河伯娶妇”极为相似。李冰担任蜀守后,为了破除迷信陋习,以自己女儿与江神为婚为由,亲自端着酒杯来到江神祠前敬酒,并厉声斥责江神胡作非为,随即化为苍牛与江神相斗,终于杀死江神而取得胜利。李冰治水斗江神的故事流传很广,直至后代都江堰地区的人民还保留着饮酒斗牛的风俗。
都江堰的修建,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程,繁重的劳动,需要饮酒解乏;长期的水中作业,离不开以酒御寒;治水的成绩,理当摆酒庆贺。都江堰水利工程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李冰斗江神的神话中,酒和酒杯作为一种特殊的“道具”,为李冰壮胆,助李冰与江神展开殊死搏斗,表现了李冰不畏神权、身先士卒、战斗在治水第一线的情景。正因为如此,李冰受到四川人民的尊重,被奉为“川主”。川人在都江堰旁修建了“二王庙”,以纪念李冰及其儿子二郎治水的功绩。这则故事表明,酒在人们改造大自然的活动中起着一种特殊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