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特殊时期共享“特殊待遇”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卓琳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他看完的文件要发的,就交给秘书。他要收起来的文件,由我负责存档。这些文件他看完后,我一一登记好,再用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存档。”有时忙,她和邓小平一直劳碌到深夜。卓琳就是这样默默在邓小平背后奉献着,从不给他添乱、惹是非,从没想过从政参政,只是尽职尽心做好自己认定的分内的、力所能及的工作。
家庭的温暖,无疑有助于邓小平从容应对接踵而至的政治风波,在风风雨雨与境遇沉浮中,不变的是与他相伴永远的妻子儿女。卓琳与邓小平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夫妇,但他们心底深处有很多内在的东西是相通而融和的,两人默契着应对一切来自外界变幻的风云。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的情深意切。那个时候,有不少人想的是划清界限,而清醒的卓琳特别信任自己的丈夫,没有“犯糊涂”:“那时我相信他没有错,当然失误可能是有的,但不会有错误,更不会有大的错误。”邓小平人身失去了自由,工资被停发,生活十分困难。邓小平有一件开司米毛衣,是解放初期在上海工作时一个朋友送的,穿得久了,毛衣的袖子上破了一个洞。家里没有开司米毛线,卓琳就找了一些相近颜色的粗毛线,分成细线,一针一线地把毛衣补好。
1969年10月,邓小平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经过战争磨炼的卓琳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迎接生活的挑战,共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那时,邓小平被分配到一家拖拉机修配厂干钳工活儿,这对他来讲并不陌生,因早些年在法留学时就干过,然而毕竟已是将近70岁的老人了;卓琳看他很累,就要给他搬个椅子坐坐,他说一旦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卓琳的活是缠线圈,可以坐着干。当时她有高血压,往往要一手拉着丈夫、一手扶着栏杆上楼。
由于工资全部停发,改发很少量的生活费,生活甚为拮据,邓小平原来爱抽的“熊猫烟”不抽了,改为“前门烟”,爱喝的酒也降格了,改喝普通酒。后来卓琳从与自己要好的女工那里学会了酿米酒,不多久,就能酿得一手好米酒,邓小平很爱喝。他们还动手做豆瓣酱,这种菜对四川人来说是顶下饭的。
他们在那里还开垦出了一块地,种些菜什么的。“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在那里拣石头。拣完石头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些种子,种些茄子、辣椒之类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总是照顾我。”
被“发配”江西的日子,卓琳记恋终生。院子里挖地、拔草、种菜、施肥,他们干得很愉快,互相帮扶,互相体贴。不几个月,菜地长得青葱翠绿,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青菜可以摘吃了,南瓜开出了金黄的花,蜜蜂在花的周围来回飞舞。邓小平夫妇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就是这样,邓小平干重活、粗活,卓琳做些烧饭之类的技术活,夫妇俩在配合中相互照顾,享受着劳动收获中带来的喜悦。
他们精心喂养的几只鸡也开始下蛋了。这几只鸡仿佛通人性似的,一看到邓小平夫妇劳动回来,就咯咯地跟上前来,仰着脑袋要求主人喂食。他们总是高兴地满足它们的要求。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然而如果没有卓琳对邓小平生活的照顾和精神上的理解,如果没有卓琳用行动给予邓小平最大的支持与关爱,我们无法想像后来的邓小平历史是否要真的重新改写。
四、“中心”与“核心”都那么忠心
邓榕说:“爸爸老在忙工作,不大管我们,因此对我们来说,妈妈自然就比爸爸更为亲近。我们的妈妈,不仅在生活上照料我们,在思想上,乃至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对我们来说,妈妈的影响力都是非同寻常的。”卓琳曾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结果她的三个子女也都相继选择了物理这门专业,而且考上的也都是北大物理系。从这一点,足见在潜移默化中母亲对子女的影响力之大。
在生活上,卓琳给予邓小平无微不至的照顾。邓小平一年四季穿什么衣服,盖什么被子,每天晚上吃几粒安眠药,都是由她来安排。夫妇俩恩爱有余,心心相印,患难与共,两人几十年来从没红过脸。
在家里,卓琳是“中心”,而邓小平是“核心”。卓琳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看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好工作。家里开支都是由卓琳计划实行,邓小平从不过问,当然卓琳总是尽量将开支向丈夫倾斜。在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爱喝龙井茶,比较贵,也爱抽点儿烟。一向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的卓琳对丈夫舍得开支。每天上午下午,她都给丈夫泡上一杯浓浓的龙井。邓小平喝完后,她自己则接着喝剩下的茶根。
一大家十几口在一块吃饭,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保证丈夫吃好一点,卓琳要他单独吃,邓小平不于。后来,她就派次女邓楠陪着老爷子吃。可不久,若爷子又不干了,坚持要跟大家一块吃。卓琳没辙了,就单独多给他炒一个菜,但到了饭卓上也叫邓小平“给你点、给你点”给大家分了。最后,谁也不再享受“特殊待遇”了。
卓琳夫妇俩都非常喜欢孩子,同他们在一块备感天伦之乐的温馨。他们自己的5个孩子、邓小
平的妹妹及妹妹的孩子、卓琳姐姐的孩子都生活在邓家,由卓琳照顾。同时,她还十分关心老战友约孩子,并尽力帮助老战友。
邓小平也喜爱大家庭中暖融融的气氛,和孩子们在一起,他总是无比开心。他平常没什么话说,但跟孩子可有话说了,逗呀、抱呀。在邓小平晚年时,卓琳“规定”孙辈每天定时要看爷爷,要来亲爷爷,要来在爷爷面前坐一坐。每天老爷子还没起床,卓琳就把孙辈抱到他被窝里去陪老爷子。“他呀,最喜欢跟小孩玩了。小孩在他办公桌底下玩啊闹啊,他有事则专心地做自己的事,没事时就跟他们玩,或分发给他们一些巧克力。”在孩子中间,邓小平说话不多,可他的品格却深深影响着孩子们,既亲切又威严。
邓榕新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问世时,接受过一次联合采访。说起她的家,邓榕情不自禁:“这本书的署名是我,可它却凝聚着我们全家人的心血。全家人齐动手,大家都为我搜集相关的历史资料。母亲对我的写作特别支持,有些问题只有她知道,她就一点儿一点儿给我耐心地讲,许多她认为是重要的内容,她都一一认真地写出来,她毕竟是80多岁的老人了。待我把她老人家提供的内容写出来后,她还要再次认真审读。她曾认真地对我说过,刘待史实一点儿也不能马虎,你笔下写出的东西,要对历史负责。”
“打磨”了9年之久的大型故事电影片《36小平》在全国600多家影院同时公映,观众深切感受到邓小平的人格魅力所带来的心灵震撼。卢奇是目前大家公认的最酷似邓小平的特型影视演员。一次摄制组到邓家大院拍戏时,有人指着卢奇问卓琳:“你看他像不像?”卓琳凝视着卢奇说:“没见过老爷子的人一定说很像,我与老爷子生活了这么多年,还是说他像。”老人还热情招待了剧组,指着一把椅子说,老爷子就坐这把椅子。片子出来后,卓琳认为演得不错,下了功夫,银幕再现了小平的晚年风采。
晚年的卓琳对待生和死的问题非常坦然,她多次和子女讨论身后事。她说,我的骨灰撒在小河沟里就行了,不要给国家添什么麻烦。她很早就填写了角膜捐献志愿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