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新形象：烂醉是生涯(3)

　　为了获得极乐状态，众所周知，波德莱尔用酒精和大麻杀伤自己。杜甫何尝不是如此，仅仅是他没有大麻而已，但用酒精使其达至自虐式的极乐状态可以说与波德莱尔不相上下，同样达到了登峰造极之程度。联系到杜甫写酒之诗极多更能说明问题。这里要区分的是李白，李白的诗也几乎是篇篇沾酒，但李白是欢乐英雄并不以酒来拥抱苦难，因此不像杜甫，只能以酒进入极乐的自我虐待状态。至于整个从古至今的中国诗人与酒之关系，在此就不作过多的议论了。

　　下面让我们再来读杜甫的《曲江二首》：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杜甫这两首诗均是写在曲江畔赏花吃酒、感物抒怀、沉湎颓唐之事。只是前一首着意在花，顺带出酒；后一首却着意在酒，并顺带出花来。

　　且看他前一首诗。开篇便用曲笔，倒追至一片初飞说起，而“减却春”又透出春天寸寸退去的消息。落红万点齐飘，正逗出“正愁人”。物候惊心，杜甫面对“风飘万点”的“经眼”之花，只得以酒挽留光阴。金圣叹评这起头三句说：“第一句是初飞，第二句是乱飞，第三句是飞将尽，裁诗从未有如此奇事。”如此剪裁翻飞的春花，又可见杜甫之笔力。既然花欲尽、春要去，就得不停地喝下去，因此才有酒虽“伤多”，但切“莫厌”，终于杜甫喝酒喝垮了身体，他后来这样说过：“我多长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孙城。”冯至先生在《杜甫传》中对这几句诗有一个解释：“杜甫在夔州，身体时好时坏，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都不断地缠绕着他，最后牙齿落了一半，耳也聋了，几乎成了一个残废老人。”

　　后四句，杜甫又往深处留恋一番人世，更发奇想惊人。春光易逝，其实正是生命易朽。那小堂翡翠，不过一小鸟，而如今现存却金碧可喜。高冢麒麟，虽是达官贵人，而今日不在，早已没入黄土。“巢”字甚妙，写出加一倍生意；“卧”字亦妙，写出透一步荒凉。 “江上”二字，于生趣旁边写得逝波不停，最宜及时行乐；“宛边”二字，又于死人傍写出后人行乐，便悟到绝不能强行追陪也。这二句，杜甫托出了无数生命苦难之感悟。接着，他用“细推物理”的慢工细活，缠绵地研究着痛苦或生与死这个问题，从而得出“须行乐”的结论。杜甫此时作出了一个决定：再不用那无聊的浮名绊住自己，他要放开一喝，喝到死。这时的杜甫被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看得清楚：“沉湎饮酒之中，杜甫诗作中最颓唐的作品，就是此时写的。”

　　再看杜甫后一首诗。劈头一句“朝回日日典春衣”点出了一番杜甫的人生观。后一句又将人生的怠惰与无赖写得透入骨髓，仿佛杜甫成了本雅明笔下那个游手好闲的波德莱尔。前者在曲江吃酒、乱走，后者正醉意阑珊地游荡在巴黎的拱廊街头。

　　杜甫的内心是复杂的。他既想用世又要懒朝，由于情结太重，他只能以酒解忧。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杜甫恨上班，那么他爱什么呢？专爱在曲江畔积极的大醉。为“尽醉归”这门功课，诗人开始疯了似的四处欠酒债。反正春将尽，人要死，不如醉死算了。金圣叹评这四句尤好：“一日醉，一日债，一日无债，一日不醉。然而日日典春衣，一年哪有三百六十春衣。每日尽醉归，三百六十日又哪可一日不醉而归。如是而又毕竟以酒债为寻常者，细思人望七十不大寻常。然酒债乃真是寻常。真惊心骇魄之论也。”后四句杜甫从周遭的景色与生物中体会到一种唯美的颓废，所以他要“且尽芳樽恋物华”。老人岂有多时，不过暂且相赏，千万莫相违于这转瞬即逝的春光。

　　读这首诗，我读到的是杜甫在这千金一刻的春景中，那一点又一点极乐之血泪也。

　　最后，我们再读一首杜甫的《狂夫》：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风含翠条娟娟净，雨浥红蕖冉冉香。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杜甫这首诗在技艺上与《杜位宅守岁》近同，前四句慢，五、六句蓄势，七、八句发力。前六句与狂夫毫无关系，后二句陡转过来，真是不狂也狂矣，若一太极高手，最后一掌致人死命。杜甫这一作诗惯例与技巧并非本文要讨论的，只是顺带指点便罢。下面我们还是来看其自我虐待的肖像。

　　从文字的表面上看，这是关于杜甫在蜀地生活后期的一则写照。我们知道，在成都时期，杜甫的生活还是比较幸福的。幼时的好友严武，在四川任节度使，一直对他颇多照顾，不断地分赠禄米给他。但后来严武死了，杜甫一家难免又要忍饥挨饿，只有“色凄凉”这一途可走。世态炎凉，人心轻薄，但杜甫并不就此罢休。往深一步想，他是要顶着苦难扑向极乐。末二句虽有“疏放”、“自笑”这等胸次，但我们感受到的不正是波德莱尔“那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吗？那是一种苦难的放歌，苦难的欢乐。纵便一家人快要饿死了，诗人还只是享受“疏放”，享受“老更狂”。这又使人想到庄子，太太死了，他要鼓盆而歌；想到阮籍，他背着酒壶和铁铲四处狂奔，随意醉死并随意埋葬。这里的杜甫、庄子或阮籍，他们都证明了艾略特在论述波德莱尔时所说的那句话：“波德莱尔所受的这种苦暗示了一种积极的极乐状态的可能性。”又犹如罗伯特·佩恩所说：像波德莱尔一样杜甫也拥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特别是对苦难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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