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怡方：让名酒重归“珍稀”地位(2)

 
    由名酒引发的“风波”

    　在1984年5月举行的第四届全国评酒会上，沈怡方和已故著名白酒专家周恒刚分别担任副组长和组长。“我和周老工作得挺默契，他是我的老师，当时对于这些参评的酒，哪些是应该评上名酒的，我们心里是有本帐的。”在沈怡方看来，虽然名酒评比的最终决定权在于国家评委，但是组织工作里也很有些讲究。
    　“组织者代表全国来主持这个（评酒）工作，需要对全行业的情况心里有谱，知道哪些酒是暂时还没有资格的，哪些酒应该通过品评得到它应有的荣誉，才能正确地在组织工作里面给予机会。”沈怡方说。

    　在名酒评比中，五杯酒是一个轮次，实行密码编号，然后进行品评。如果一个香型里面的酒很多，就像乒乓球比赛一样，先在初赛的五杯酒里取前两名，然后把这些优胜者组合起来再进行复赛，以此类推，最后是决赛。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需要在编组的过程中，有所侧重。第一，同省的酒尽量错开，避免同省的酒互相打架，也方便各省之间进行对比；第二，质量好的和质量次的进行搭配。这就需要组织者对企业的大小兴衰好坏必须掌握。要不然，编组可能会把五个好的编在一起，五个坏的编在一起，这样评的结果就是淘汰了三个好的，留下了两个坏的，把不该淘汰的给淘汰了，该淘汰的留下了。这是要出大事的。”沈怡方说。

    　沈怡方之所以对评酒工作这么严谨，是因为名酒评比中还真的出过“大事”。那是在1963年的第二届全国评酒会上，由于没有科学基础，当时的评比是不按香型的大排队评法，也就是所有的参评产品采取混合编组，分组淘汰，择优推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酒是越香越好，所以浓香型是占优势的。第一届评酒会上的“老大”茅台只位居第五名，“老二”汾酒则位居第七名。

    　“当时的评酒结果是在《香港大公报》上公布出来的，那时候周恩来总理正在国外出访。在那个年代，做外交工作很不容易，有时候会碰到一些记者，对话很不友好。到了一个国家后，有一个记者就问，‘总理出来为什么不把你们最好的酒拿出来，而是要拿第五名茅台酒出来。’因为这是个政治事件，周总理回国之后，就彻查了这件事，也直接推动了在中国白酒发展史上产生重大影响及推进作用的‘茅台试点’和‘汾酒试点’。”

    　这个由名酒引发的政治事件，对沈怡方的触动很大，也让他对于名酒评比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按照沈怡方的话说，“这一切都是有背景的”，所谓的背景，可能就是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尽管在评选流程和标准等方面，当时的条件略显简单，但是国家名酒的牌子背后却承载着那个时代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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