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中酝酿(2)

景芝古镇酒香沉醉

    　关于古镇景芝的地名，最早见诸于《元史·元顺帝本纪》。据记载，宋仁宗景祐年间，景芝地域数次发现灵芝，地方官员向朝廷进献灵芝，有“景祐灵芝献瑞”之意，故取皇帝年号首字和灵芝末字组成“景芝”这一地名。

    　翻开景芝的历史，这里是中国高粱烧酒的发源地之一，千百年来以酿酒闻名于世。1968年，景芝镇东凉台村发现汉代画像石，其描绘了酿酒的全过程。北魏时期，青州（今寿光）籍的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详细记录了制曲酿酒术，把景芝的制曲酿酒技艺纳入了其著述中。宋代，随着制曲、酿酒技术的不断完善，景芝高烧日臻成熟，并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到了元朝，景芝有了长足发展，烧锅林立，商贾不绝于途。据《元史·元顺帝本纪》记载，元顺帝至元三年，“立高密县潍川乡景芝社巡检司”。1992年，景芝镇区发掘出土元末清初的烧锅框和发酵池，证明景芝在那时已经大规模酿制白酒了。明代，景芝镇更是受到朝廷重视，由“社”改“镇”。据民国时期编纂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记载：明万历年间，尝移莱州通判驻此，清移县丞驻之。商业繁盛，产白酒颇著。明万历《安丘县志》载，景芝“年缴纳酒课税银一百锭四贯”，是当时山东境内商贾云集、富甲一方的重镇。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将景芝列为“山东三大古镇”之一。其繁荣景象在已故酒镇画家孙益德先生笔下的20米长卷《景芝古酒胜揽图》中，描摹得淋漓尽致。

    　不过，烧酒虽然利高，有助于增加赋税，促进一方繁盛，但是耗费粮食严重。清初，朝廷为防止浪费谷米严禁酿酒，康熙年间曾两下禁令，禁止民间私自踩曲酿酒。据史料记载，乾隆时则更加严厉，乾隆八年，山东巡抚喀尔吉善给皇帝上奏折，其中点了景芝的名，说“商贾在于高房邃室踩曲烧锅，贩运渔利……潜藏映射未能尽无”。查禁过程中，他责令下属单骑亲往，暗中查明，立即审究，致使“闻风知儆，商贩亦颇敛迹”。乾隆在该奏折后批示：“好。应如是留心者也。钦此。”

    　朝廷的禁令并没有让“景芝高烧”式微，反让它于无形之中扩大了声望。据清光绪末年《安丘县乡土志》和民国四年的《山东通志》记载：齐鲁烧酒，“出自景芝者最醇，他处所产不逮，为特产大宗”；“贸易较繁之区首推景芝镇”；高烧“酒味香醇，名驰远近”。这足以说明景芝以高粱为原料所酿烧酒，无论在产量还是质量上，均在山东烧酒业独占鳌头。

    　民国初，景芝有酿酒作坊72家，卖酒商铺200多家。而当年景芝镇72家烧锅之一的“南校场烧坊”遗址，至今仍保留在景芝酒业的厂区内。其占地面积400平方米，窖池100余个，是迄今为止国内白酒保存最完好的古代酿酒作坊之一，向人们展现着曾经的光彩与繁盛。   

文人墨客的景芝情缘

    　从古至今，文人墨客多尚饮酒，诗坛书苑如此，艺术界占尽风流的书画家们亦是“雅好山泽嗜杯酒”。之于景芝美酒，古往今来，众多文人墨客都与其结下了不解之缘。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一生离不开酒，其在《饮酒说》中：“予虽饮酒不多，然而日欲把盏为乐，殆不可一日无此君。”他于北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知密州（今山东诸城），至十年（公元1077年）离任，在密州共居住三年。期间，在其所写诗词中，提到酒的作品就在七成左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苏轼研究专家朱靖华在《苏轼把酒问青天》一文中，通过史料、地理位置、语系文化等九大方面论证了苏轼在密州任上所饮之美酒即是景芝烧酒。朱靖华十分喜爱苏轼知密州时所写的著名豪放派诗词《江城子·密州出猎》和《水调歌头·中秋词》。“前者是东坡在‘酒酣胸胆尚开张’的情势下写就的，后者则是在‘欢饮达旦，大醉’下写成的。”朱靖华认为。

    　南宋杰出女词人李清照，其夫赵明诚是山东诸城人，金石考据家。李清照经常往返于济南与诸城之间，并将景芝作为途中歇息的地方，每次停留，她都要喝上几杯景芝酒。这位词坛“千古第一才女”常借酒抒情，留有“莲子湖畔，柳絮泉边，故居在垂柳深处”和“东篱把酒黄昏后……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诗篇。“惜别伤离方寸乱，忘了临行，酒盏深和浅”，李清照这份对景芝酒的无限眷恋之情跃然纸上。

    　刘墉，人称刘罗锅，在清朝历史上，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享有“浓墨宰相”的美誉。刘墉生于书香门第，其家乡逄戈庄距景芝不足50里，父亲刘统勋是乾隆皇帝的肱股之臣。刘墉做军机大臣时，常常将景芝高烧贡奉朝廷，使得皇帝下圣旨，把“景芝酒作为贡品”。君臣间常常诗酒唱和，于觥筹交错间成就“经国之大事，不朽之盛业”。据了解，当年乾隆帝下江南时路过景芝，也是归功于刘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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