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宪臣：东北啤酒“教父”(3)

　　“质疑的声音我们就当没听见”

　　记者：红嘴集团创业于改革开放之初，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混血儿，在计划和市场之间走了几十年钢丝，您能描述一下当时的“风险系数”吗？

　　卢宪臣：当时困难确实很多，但我们没有把它当作风险。从当时人们的潜意识来讲，学生应该上学，工人应该做工，农民就应该种地。你凭什么别出心裁地搞砖场、做啤酒，你做出的啤酒能喝吗？

　　那时候如果365天上学， 365天午餐是高粱米饭里埋一根咸黄瓜。当时我算是年轻的有点知识的农民，如果没读过书，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正是通过书本，稍稍了解一点外界信息，也产生了改变现状的冲动。

　　那时政策处于一种萌芽状态，但一些人已经悄悄干起来。在这些人的影响下我们先建了砖场，年终算下来尝到甜头：一年的收入等于几十年种地的成果，几个人商量一下决定继续摸索下去，正如邓小平所说“摸着石头过河”。

　　记者：当时外界压力一定很大！

　　卢宪臣：非常大。1985年，红嘴的啤酒厂建设工程正干得热火朝天时，有关部门突然来人宣布：这是“非法工程”，必须“立即停工”，停工意味着千辛万苦贷来的425万元钱要打水漂。

　　另外，一位领导曾在公开场合讲，“听说红嘴要建一个年产30万吨的啤酒厂，咱们管理不了，也不在咱们管理范围内，他们若是生产出啤酒，其他地市的啤酒厂怎么办？”

　　重要一点，当时任四平市委书记的可沐云态度鲜明地支持红嘴啤酒厂上马，银行方面也开始支持我们。这样一来，政策支持资金充足，质疑的声音我们就当没听见，渐渐的企业就像滚雪球一样发展起来。

　　记者：据说与丹麦一家公司谈判购买设备，当时丹麦商人想以旅游的方式“行贿”，被您拒绝，当时经历过怎么样的思想斗争？

　　卢宪臣：现在来看，丹麦商人在谈判方面很有经验，他们的产品在不同的城市会采取不同的销售策略。

　　当时丹麦商人把价格抬得很高，他说如果同意这个价格，希望我带人到丹麦观光，顺便到欧盟各国玩一玩，费用他们全包。

　　我认为此事关乎国格和人格，就回绝说很感激先生们的好意。我一定会到欧洲去的，当然文章来源华夏酒报不是现在，是将来有了钱和余暇的时候，但那和此次生意无关。

　　作为东北农民，第一次与外国商人谈判，由于缺乏经验，第一轮没能成功。回来后我们马上派人到青岛等地调查这家公司，并了解同类产品市场价位。摸清了这家公司的底细，我们在第二轮谈判中把对方报价中的水分挤得一滴不剩，而且寸步不让。

　　丹麦商人对我说，今日是中国鸡年，你这是在我身上拔毛呀，我回去老板会炒掉我。我这样回答他：你这只鸡又大又肥，在你身上拔几根毛，既不会影响你的美观，也不耽误你下蛋。

　　最后丹麦商人无计可施，只好同意我们降了600万元的报价，并说这是他们公司近年来成交的最低价格。

　　“我们相信集体共同致富”

　　记者：1993年4月23日，声名赫赫的天津大邱庄禹作敏被公安机关逮捕，据说当时您受到强烈震撼？

　　卢宪臣：禹作敏作为当代农民中率先富起来的一个代表，是近代中国农村发展史上绕不过去的研究标本。在当时中国经济产业类别中，我们与天津大邱庄可以算是“亲哥们”。禹作敏被公安机关逮捕后，我们受到强烈震撼，也十分痛心，并告诫自己一定要汲取教训，时刻保持清醒。

　　记者：那些失败的农民企业家们给了您什么样的教训？

　　卢宪臣：禹作敏被公安机关逮捕，红嘴党委很快召开党委会，党委委员们的共识是，要用这面镜子照照自己，企业做大了，不能自我膨胀。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家，不能脱离共产党，不能无视法律，必须把自己置于党的领导下，置于法律的监督下。

　　记者：从您的角度来看，红嘴集团为什么能走到今天？

　　卢宪臣：简单地说，是我们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认识得早、行动得快、方向把握得准。当大家还在考虑风险系数的时候，我们已经动起手进行实践，事情不是靠讲出来的，是干出来的。

　　另外，红嘴集团在沿着中国改革开放道路前进的过程中，一直有一个头脑清醒的团队在支撑，每当企业有困难甚至遭遇灭顶之灾，团队集体的智慧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红嘴需要的，就是像大雁这样能独立作业，又能团队合作的人。就拿现在我们准备收购的项目来讲，给你5个亿资金也很难操作成功，因为你没有一个成熟的团队从方方面面帮你谋划。

　　一个企业要持续发展，团队工作必须做得好，就像链条一样，断了哪一环都可能前功尽弃。我们每个人不一定是一流的人才，但可以组成一流的团队。

　　记者：这个团队的核心是什么？

　　卢宪臣：团队的核心是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共同的理念就是齐心协力把事业做成功，在发展金士百的事业过程中见证中国的改革开放。

　　正是因为这个“一流团队”，金士百集团的事业才由小变大，实力才由弱变强。目前这个团队很多人资产过百万，但绝没有一个暴发户，我们相信集体共同致富，正如NBA的广告语一样：比赛是五个人的。

　　记者：现在来看，这种集体共同致富的模式有没有弊端？

　　卢宪臣：这个弊端已经显现出来，就是集体所有制产权不明晰。现在我们这代人还在岗位，这种体制还能推动公司继续往前发展，假如下一代企业领导者核心价值观改变，这种产权模式可能会影响企业发展。
　
　　　卢宪臣：已经十年左右。就其资本结构的状态来看，集体所有制已经不是最先进的模式，也不利于下一代企业领导者上台接班，但我们相信红嘴集团一定有智慧在不影响企业发展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

　　记者：有人评价说，红嘴是“奇人、奇事、奇迹”，作为当事人之一，您怎么理解“红嘴现象”？

　　卢宪臣：不能说红嘴是奇迹，只能说成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且不具备复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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