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伟铭醉驾案”尘埃落定(2)

　　专家看法：此案具有标志性意义

　　就在孙伟铭醉驾案二审宣判的同一天，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在京就醉酒驾车犯罪的有关问题召开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黄尔梅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由于醉酒驾车犯罪频发，社会舆论对此比较关注，对此类犯罪的定罪量刑也有不同意见，司法实践中的处理也不完全一致，有必要统一法律适用。今后，对醉酒驾车，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造成重大伤亡，构成“以危险方文章来源中国酒业新闻网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这样才能有效打击、预防和遏制一个时期以来醉酒驾车犯罪多发、高发的态势。 

　　四川聚贤律师事务所律师勾锐认为，从死刑到无期徒刑，孙伟铭案终于尘埃落定。应该说，二审判决体现了“罪刑相适应”的刑罚原则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较之一审判决更加适当。我国虽不是判例法国家，生效判决对其他案件的裁判没有当然的约束力，但是，孙案作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宣判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其标志性意义重大。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魏东认为，孙伟铭案二审判决结果是公正合理的。孙伟铭犯罪从主观上没有采取防范措施，客观也无法防范，所以，根据执法机关通报的情况显示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从量刑来看，考虑到孙伟铭是间接故意，而不是直接故意犯罪，事发后，鉴于他有悔过道歉，对受害者家属进行积极赔偿及情感安慰的行为，应当说他是有认罪表现的。因此，孙伟铭不符合我国刑法执行死刑的条件。二审最终审判结果是居中的一种定罪，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尊重人权和生命，理性施法，慎用少用死刑的态度。

　　魏东说，孙伟铭因严重危害公共安全被判无期徒刑是重刑，对类似犯罪情况有扼制和警醒的作用。针对网上很多网友提议法律增设针对“醉酒驾车”的罪名，魏东认为，没有必要增设新罪名，我国现有的刑法对醉酒驾车行为完全可以适用，反而应该加强行政执法和道路交通安全的宣传力度。可采取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方式，来详细解释一些特殊情况从而完善法制。

　　一个案件  一场生动的全民普法教育

　　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所处的路口，一幅鲜红的横条幅在随风飘扬：“喝酒的理由千万条，人的生命就一条。”

　　一位未能进入法院旁听的成都大姐则把她打印好的写有“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字样的宣传单向过往路人展示。

　　记者注意到，这位大姐的宣传语在孙伟铭造成的血淋淋的惨案发生后，已成为大多数成都市民的心声。记者在一些吃饭场合多次看到，“我不想当第二个孙伟铭”等言语已成了人们推辞喝酒的理由。而有关醉酒驾驶将面临严厉处罚甚至重刑的意识也已逐渐深入人心。

　　随着社会的发展，汽车还将进一步进入人们的生活，人们越来越离不开汽车；而喝酒，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传承，短期内让公众戒酒也是不现实的。如何在汽车社会里较好处理喝酒与驾车的矛盾关系，还将是一代代人必须面对的问题。

　　孙伟铭案二审结果公布后，社会各界对此纷纷热议，一些门户网站类似新闻的网友跟帖很快上万条，充分说明了公众对孙伟铭案及醉驾话题的高度关注。社会各界对孙伟铭的关注、争议过程，本身就是一场生动的全民法制教育。

　　只有当驾车者自觉遵守法律、敬畏法律，并成为他们一种习惯和自然行为，中国才不至于以付出高昂的生命为代价，换得汽车时代的到来。而孙伟铭醉驾案作为一个具有标志性事件，正以一种鲜明的姿态向社会宣示：漠视社会公共安全、藐视法律的酒后驾车行为，必然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针对此前我国对酒后驾车处罚相对较轻、适用法律有争议的现状，“孙伟铭醉驾案”教育和警示他人不要以身试法的态度极为明确。如同“孙伟铭醉驾案”一样，适当加大违法者的违法成本，才会增强法律的威慑力，让禁止酒后驾车的意识深入人心。　　

　　正是由于以“孙伟铭醉驾案”为代表的酒后驾车行为引起全社会关注，７月１３日至１７日，四川在全国率先开展“剿酒”行动，全国各地也都掀起了整治酒后驾车专项行动，酒后驾车现象直线下降。

　　只有“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路上行人才有安全感，司乘人员才能享受驾车带来的快乐和便捷。

　　“孙伟铭醉驾案”还让“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一种“鲜活”的形式走进大众的视野。“孙伟铭醉驾案”发生后，民众和媒体开始特别留意我国处置醉酒驾车的相关法律法规，并将这种关注的视野拓展到国外。在这期间，有人大代表和法学专家也发出倡导，建议强化对酒后驾车的惩罚力度。这一切，对广大公众而言，显然不啻是一次持久的普法行动。

　　如今，虽然“孙伟铭醉驾案”已经审结，但关注社会公共安全的话题不会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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