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酒路起点
山西始终处于华夏文明核心区域以及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融区,在生产力的创新、交流、传播等方面有着独特的地位。从春秋战国到魏晋南北朝,三晋大地的美酒一直享誉盛名。
北魏《齐民要术》评价“河东神曲”:此曲一斗杀粱米三石,笨曲杀粱米六斗,省费悬绝如此。说的是山西酒曲的糖化发酵能力相当外地笨曲的5倍。直到今天,山西依然是中国酿酒和酿醋技术最发达的地区,可见山西自古善酿造名不虚传。
北魏《洛阳伽蓝记》记载,刘白堕从山西来到北魏都城洛阳,他用山西的酿酒工艺酿制河东桑落酒,一度轰动京城。
1500年前,中国谷物酒还处在酒精度较低的浊酒水平,杏花村人已经改进了酿酒技术,酿造出清香纯正、甘醇爽口的清酒,因产于汾州,故称“汾清酒”。
《北齐书》记载:“河南康舒王孝瑜,……帝在晋阳,手敕之曰: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北齐武成帝的这封家书,说明汾清酒在当时已经成为首屈一指的宫廷用酒。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被载入《二十四史》的国家名酒,汾酒由此开始了1500年的名酒史。穿透历史的春风秋雨、历经岁月的夏日冬霜,一饮而下的是那部厚重的二十四史,更是容纳了一千五百年的渊源文化。
诗酒风雅,杏花古村
中国白酒,形如清水,却烈如火焰,集阴阳于一体,三分物质,七分精神,体现着中国人的生命哲学。文章来源华夏酒报魏晋时期,以竹林七贤、王羲之和陶渊明为代表的魏晋名仕,把诗和酒作为人生的核心内容,开启了酒与文人墨客的激情碰撞。
从隋唐时期,结束了北方分裂的局面,太原留守李渊率领自己的几个儿子,从杏花村这条大通道走向长安,缔造了辉煌的李唐王朝。唐朝统治者把百姓饮酒看做是政通民和的表现,民间饮酒的普遍化,促进了汾州和并州酿酒业空前发展。当时的杏花村,酿酒作坊有72家之多。
隋唐两朝,承接了魏晋的诗酒浪漫,更进一步把酒文化推向社会大众。这是个美酒飘香的时代,一缕文化的清流由此进入华夏文化的灵魂深处。天马行空的畅想和诗情画意的浪漫,成为中国酒魂的重要内容。一朵杏花,飘散在酒里,浸泡了千年;一竿青竹,映照在酒里,倒影了千年;一曲牧笛,流淌在酒里,回响了千年。酒不醉人,人自醉。取兴或寄酒,放情不过诗。诗与酒的华美共鸣,诗词中洋溢着浓郁的酒香,正是它们把中国酒文化推到了一个极致的境界。
山西是大唐的龙兴之地,也是皇亲贵胄和文人雅士幽思古礼的圣地;杏花村旁边的文水县,还是一代女皇武则天的家乡;唐代重臣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被誉为再造了大唐,分封为汾阳王。山西和大唐王朝有着特殊的关系,杏花村是长安去往太原的重要驿站,酒仙李白、酒圣杜甫、醉吟先生白居易先后来到杏花村。《汾阳县志》记载:“太白何尝携客饮,醉中细校郭君碑”。白居易“并汾旧路满光辉”的诗句,记录了并州和汾州商业兴盛,酒肆林立的繁华情景。不得不说,汾酒成就了诗人,也辉煌了唐朝杏花村。
晚唐诗人杜牧在青年时代,游历山西,寻幽怀古。清明时节,细雨蒙蒙,南燕北归。“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诗句代代传唱,杏花和杏花村,已经成为特指山西杏花村美酒的文化符号。
诗酒相随,酒以诗传,《全唐诗》中“酒”字出现了5000多次。美酒激发了诗人的灵感,诗句里流淌着美酒的清香。这里既有“我醉欲眠卿且去”的风雅浪漫,更有“人生得意须尽欢”的热情奔放。大唐盛世让杏花村美酒,进入中国人的灵魂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