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去历史的尘埃,弹指60个春夏秋冬。
60年,在历史的长河里,也许是过往云烟,就像汪洋大海中一颗微小的水滴。
60年,见证了河南酒业从恢复建设到曲折发展,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改革开放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巨大变迁。
60年,见证了中国酒业的沧海巨变,见证了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呱呱坠地走向繁荣昌盛的沧桑与坎坷。
豫酒发展的三段乐章
(一)新中国成立到1977年,河南酒业的恢复与曲折发展时期。
1948年,河南各地先后解放。之后的三年时间里,中国人民战胜了严重的困难,恢复了遭到惨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河南酿酒工业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为了发展酿酒业,河南省各地也先后建立了国营酒厂。这些酒厂在不同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组成了解放初期河南省的酿酒业,大体有三类:原私人酒坊、国民党官员和地主留下的酒坊以及原由中共地下党或解放区兴办的小酒坊。
截至1952年底,全省酿酒企业共15个,职工1100多人,年产白酒4700多千升。1953年,河南省酿酒行业地方国营企业发展到20户,职工1400多人,年产白酒6000余千升。
1954年河南省工业厅成立烟酒工业处。为了加强对酿酒业的集中统一管理,提高生产能力,1954年对全省酿酒企业进行了整顿、合并。全省国营酒厂剩下14个,即开封、郑州、新乡、商丘、周口、濮阳、信阳、宝丰、汝南、潢川、赊旗镇、原阳等酒厂和南阳酒精厂,一直到1957年仍是这14个厂。
1958年,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河南酿酒业出现了不顾客观条件“大办”“大上”的热潮。1958年9月—11月,河南省轻工局先后在新乡、延津、信阳3次召开薯类综合利用、土法酿酒、大办酒精会议,号召全省轻工系统广大职工大搞淀粉,大办酒精,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全省“酒精化、淀粉化”,“支援钢铁大跃进”。在“大跃进”形势下,全省的小酒厂从1957年的14个猛增到1720个,职工由l 807人猛增到16921人,产量由11385千升增加到20704千升。但是,这些小酒厂普遍存在着原料紧缺、技术不过关、产量低、质量差、消耗高的问题,许多亏损严重。加之三年自然灾害,人民生活困难,原材料奇缺,曲酒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不少厂家被迫使用代用品生产甜酒,有些厂以生产酱油、醋来维持局面。部分厂家不得不转产、停产。1961年,全省用代用品生产出饮料酒600多千升,加上其他白酒共1616千升,较1957年的11385千升大幅下降。
从1961年起,河南省酿酒业认真贯彻了国家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一些原材料紧缺、技术条件差的企业停产转产,条件好的企业采用代用原料,加强管理,挖掘内部潜力,努力扭转困难局面。经过整顿,全省酿酒业从1958年的1700多个减少到1960年的50多个,1963年又调整为42个。1965年此类企业为33个,职工有2800多人,总产值l 475万元,产量13263千升,生产情况显著好转。
“文化大革命”期间,河南全省各酒厂的领导班子瘫痪,规章制度遭到破坏,产品质量下降,百元产值利润由1964年的12.7元到1976年下降到5.10元,生产发展缓慢。但在这一时期,由于酿酒企业广大职工坚守生产岗位,加之饮料酒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酒类生产仍艰难地向前发展。在此期间,新建酒厂40多个,增加了啤酒生产,开封酒厂生产能力提高,郑州葡萄酒厂又建起了啤酒车间,扩建了民权、兰考葡萄厂,鹿邑、林河酒厂也在1968年和1969年兴建起来。林河酒厂建于1968年,称“国营林河酒厂”,70年代,“张(弓)、宝(丰)、林(河)”成为群众普遍喜爱的名酒,并曾一度占领全省市场。1971年—1972年,恢复了历史名酒“杜康”酒的生产,“宝丰”大曲的质量也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全省酒精生产发展很快,1966年生产1.4万多千升,1967年2.4万多千升,1971年2.8万多千升。
从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建设取得很大的成就。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盲目冒进,急于求成,加剧了早已存在的国民经济重大的比例失调,给经济发展带来一些新的困难。1975年底,全省轻工系统酒厂80个,年生产能力11万千升,其中白酒和曲酒71个,生产能力5万千升。另有商业系统酒厂50个、农场办酒厂25个、公社酒厂314个、大队办酒厂139个,这些酒厂大部分利用次红薯干和粉渣酿酒,对节约粮食、增加财政收入、满足社会需要作出了贡献。但从河南酿酒企业的经济效益上看,经济效益不高,企业都是按照国家计划经济体制进行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缺乏生产经营自主权,生产效能低,销售区域受到严格限制。